□周子勋

  央行此次降息与定向降准，是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同步运用、总量性政策与结构性政策并举。与去年以来频频降息、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定向降准轮番上阵有显著不同，意在对提振实体经济、促进结构优化、降低融资成本、稳定金融运行的多重权衡。在现存社会融资结构难以撼动而金融创新反而抬高融资成本的当下，还得让商业银行继续承担普惠金融的通道。而在货币和财政政策对调整结构的效果并不明显的情形下，深化改革更应成为“调结构”的重要基石。

  就在一片央行货币政策进入观望期的言论声中，就在各方都认定本月降准降息没有可能的时候，央行上周六突然宣布降息、定向降准。这是央行时隔七年后同时降准降息。

  央行此举，是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同步运用、总量性政策与结构性政策并举。所以，这次调整与2014年以来频频降息、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定向降准轮番上阵有显著不同，意在对提振实体经济、促进结构优化、降低融资成本、稳定金融运行的多重权衡。

  就眼下看，稳增长是当务之急。央行早几天发布的《2015年第二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59．5％的银行家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偏冷”，较上季度上升4．9个百分点。而对于下季度的货币政策，有45．8％的银行家预期为“趋松”，另外51．8％的银行家预期为“适度”。这一调查结果加上此前部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调整，让市场各方格外关注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专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处在筑底期，各项稳增长措施正开始显效，低通胀的环境并未改变，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围绕企业“融资难”问题精准发力。

  市场普遍认为，尽管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但在中央政府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引导下，未来财政政策将更为积极、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也会持续发力，且稳增长后续政策储备工具充足，经济增速有望在三季度末触底回升。而此次央行降准降息节奏的加快，也显示稳增长的意图明显。

  事实上，近期央行的一系列举动都在为降准降息作铺垫。6月中旬的MLF到期不续，相当于降低了超额准备金率大概0.5个点，超额准备金率将降低到2.5%附近，这个水平将回到1-2月时的水平。降准0.5个点大致投放资金规模和MLF到期规模一致，本质上并不增加银行间体系流动性，但由于两种操作对于商业银行的成本不同，因而在资金总量平衡的情况下，最终能产生降低资金成本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央行6月25日打破沉默启动逆回购，此次公开市场操作将净投放350亿。这无疑令市场对下一步货币政策的预期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虽然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但近一段时间，在新股发行、商业银行上半年末考核等多重压力之下，银行间流动性略显紧张。有专家认为，目前正是月末以及半年末资金紧的时候，央行重启逆回购有助于缓解资金利率上行及市场对于宽松货币政策是否持续的担忧。近期资金利率走高除季节性和IPO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市场开始担心央行的货币宽松是否发生变化，重启逆回购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而目前长端利率的居高不下有可能促使央行下决心进行PSL和扭转操作，从而促使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

  再看上周三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银行存贷比75%限制，央行稳增长、优结构、降成本的意图就更清晰了。取消存贷比红线将有助于缓解商业银行的存款压力，规范银行间的竞争；可以在银行尚未建立完善的风险管控措施时降低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业的冲击，为利率市场化改革保驾护航。更为重要的是，取消存贷比将起到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类似的效果，甚至在信贷结构调整方面优于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说降息降准甚至非常规货币工具是提供流动性和降低资金价格，那么取消存贷比监管就是要实质增加信贷投放，并更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

  有分析称，存贷比监管取消后，16家上市银行将新增人民币贷款约6.6万亿。当然，取消存贷比监管并不意味着银行可以撒开了去放贷，因为银行还存在资本充足率和贷款额度限制等约束。而且，银行信贷投放还受到资本充足水平、风险偏好、行业投向指引、信贷需求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在目前经济下行、企业有效信贷需求不足、银行资产质量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此举并不会立刻导致贷款投放立即大幅增加。再说，由于短期内存款仍是银行负债的主要来源，贷款也是银行的主要资产业务，作为重要的流动性监测指标，存贷比仍会对银行构成约束。

  眼下，低迷的经济状态仍在持续，而银行间市场异常宽松，隔夜SHIBOR利率已降至1%左右，逼近历史低位。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正陷入“流动性陷阱”。这是指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趋近于零，此时央行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储蓄起来，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刺激银行放贷、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导致货币政策失效。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率管制阻碍了利率传导的机制，导致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无法传导到实体经济。笔者的看法是，目前我国的状况与凯恩斯所说的经典“流动性陷阱”状况有本质不同，主要反映的是利率传导机制不畅。要想有实质性的改变，使经济增速触底回升，核心还是在改革。在高负债率且风险不断抬升的中国经济中，要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增加货币供应和再贷款规模以稳固商业银行根基实际已成关键。在现存社会融资结构难以撼动而金融创新反而抬高融资成本的当下，还得让商业银行继续承担定向降准和降息、普惠金融的通道。

  而结构矛盾是中国经济心腹大患。李克强总理曾指出，调结构也是稳增长，这透露出的是，调结构并不只是做“减法”，还包括做“加法”。在爬坡过坎的关口，要实现经济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推动经济结构优化是必须采取的主动作为。

  世人都注意到，财政部长楼继伟上周在中美第七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7%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不意味着增速一定要达到7%。这显示出中央对今年的经济增长比市场要镇定。“十三五”的核心是中国要从大国转为强国，焦点就是“一带一路”，“创新驱动”。“一带一路”方面，现在市场人士认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会从“激进式”发展转向协调跟圆融，要完成中国内部跟外部、速度和质量、发展和生态等多种平衡关系。

  无论货币还是财政政策，当前利用宏观调控来调整结构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相比之下，深化改革更应成为“调结构”的重要基石。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