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自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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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权力的艺术:托马斯·杰斐逊传》
⊙曾靖皓
伟人的传记写作一般都会呈现出这样的现象:早期研究多是以人物的成长和事业为线索,追溯其辉煌的一生,从各个方面寻找人物的伟大和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之后,随着研究深入,或者更多资料的发现,人物不为人知或出人意料的一面被曝光,以此为据的传记多会把几乎走向神坛的伟人们又拉回凡间,甚至会引起人们对其认知的巨大争议;等议论热潮过后,又会有严肃的学者来综合平衡之前的研究,勾勒出一个更为可信和全面的人物形象;最后,还会有好事者不满足于传统的叙事结构,从诸多新颖的角度给出丰富的解读,让人物形象走向多元化。普利策奖得主,兰登书屋主编乔恩·米查姆新出的《杰斐逊传》显然属于最后一类。
作为美国建国元勋,宪政思想的开拓者,民主制度的建立者,托马斯·杰斐逊自始至终都受到美国人的尊敬和怀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他的争论会因为民众的心存感激而有所减弱。恰恰相反,崇敬和好奇心在杰斐逊的研究中几乎成正比,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发掘和整理,让杰斐逊成为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
比如,杰斐逊在奴隶制度上的矛盾。虽然杰斐逊早在独立前作为州议员时就提出了废除奴隶制的议案,并且在撰写《英属美洲民权概况》和《独立宣言》时更是将废奴思想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但是他不仅拒绝解放自己家的奴隶(私生子除外),在当政之后对南方各州也是采取了妥协和退让态度,将隐患留给了后来者。很多人就此认为杰斐逊伪善、好名。
还有,诸如杰斐逊为人正直,却因好色而去勾人妻,背叛对亡妻的誓言;他同情黑人,却反对种族融合;倡导言论自由,极力反对《惩治叛乱法》,却又对批评他的媒体人提起诉讼;才能出众,却在独立战争期间,缺乏军事经验,致使所在州遭受巨大损失等等,引起史学界长久的争论,对他的评价也是五花八门。
这种争议,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了白热化,学者们甚至动用了最尖端的遗传学技术来确认杰斐逊是否与自己的混血黑人奴隶萨莉·海明斯有不伦恋情,为杰斐逊研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权力的艺术》的作者米查姆也提及了那些争议。不过,他没有把焦点集中在争议的梳理与分析上,显然他不喜欢用争议来哗众取宠。对比过去的不少同类题材著述,例如克里斯托弗那本流传甚广的《杰斐逊传》,米查姆总是直截了当地给出自己对争议点的认识,不过多的纠缠于历史学争议。像杰斐逊面临最多的道德指责,米查姆大多选择了理解和原谅。这样做的好处就是,避免了让读者过分关注历史细节而忘记了对人物的整体把握,也给读者留下了思索的空间。当然,这样处理也有坏处,那些不熟悉杰斐逊生平的人,可能很难知道美国人在他身上开展的让人眼花缭乱的研究。
绕开各种争议,米查姆选择从如何塑造和影响当今美国社会的角度来诠释杰斐逊的一生。他认为比起那些细枝末节的争论,研究杰斐逊留给美国的遗产,以及他如何做到的更为重要。
在漫长的从政经历中,杰斐逊始终灵活运用自己的权力,在打造强大联邦与保护个体之间,也就是米查姆所说的在自由与力量之间权衡,与各种激进和极端思维保持距离,让美国社会形成了在权威与个人的天平上左右轻微摇摆的局面,即没有出现过分强大与民争利,甚至奴役个体的中央政府,也没有出现底层多数把持的激进民主,削弱国家实力,侵害少数人利益。米查姆认为,正是杰斐逊这种对政治艺术般的把握,树立起了美国独特的国家风格,才成就了以后的美国奇迹。从今日美国社会来看,左与右之间的不时转换,联邦权力与州权的争夺,中央对多数与少数利益的平抑等等,都体现了杰斐逊的痕迹。
因此,全书的重点就落脚在杰斐逊是如何在政治纷争中辗转腾挪,以务实的精神推动美国社会走向成熟上来。米查姆描写了很多,总结来说杰斐逊之所以能长时间影响美国,是因为他为后人树立起了绝不以理想替代理性,寻求权力与自由的平衡;打破规则又回到规则;为了美国与自己为敌三个原则。
诱人的思想如果没有理性的克制与牺牲,当权者最终会把个体视为实践自己理想的工具,导演出一场以理想为名的悲剧。很多美国的先贤们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国家处于积贫积弱的初期,他们所考虑的仍然是中央权力的强大是否会损害个体权利,自己和后来的当权者会不会变成君王或贵族。杰斐逊就是持这种思想最著名的一员。但是,高贵理想没有蒙蔽他的双眼,他亦深知中央政府贫弱的危害,深知没有强大国力的痛苦,更深知民主也会到来多数的暴政,罗德岛州议会强迫债主接受垃圾债券就是明证。在他看来,自由、民主、人权是殖民地人民的理想,但是真正能实现这些理想的制度核心却是共和与制衡。跳出理想的执念,着眼政治实际,才是美国唯一出路。因此,当联邦党人不断加强中央政府时,他作为民权领袖竭力为民呼喊,当国家面临诸多威胁之时,他又会以恰当的方式去强化联邦,一致对外。尽管中央与地方、个人的争夺至今未息,可杰斐逊推动的这种博弈恰恰是美国自我完善的动力。
杰斐逊是分权的强烈支持者,对立法、司法的独立极为看重。但他不是个墨守成规的书呆子。在收购路易斯安那土地的交易中,他勇敢地承担起没有立法授权的风险,完成了交易,让美国国土扩大一倍,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转折。可尊重法律,尊重规则始终是他的原则,事后,他极力追寻议会的追认,以使他的行为回到合法的轨道上。
当权者的固执与过分自信往往是灾难的开始。杰斐逊并没有把权力全部视为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事实上,他的很多决定都违背了他的思想和言论,但只要对国家和百姓有益,他宁肯放弃自我。当选总统之后,他保留了联邦党人的大部分遗产,因为美国急需联合起来。他热爱法国,也同情法国革命,同时痛恨英国,但当法国的激进遭到唾弃,美国需要同英国的贸易之时,他宁可尴尬地接受现实,也不愿动用权力去阻挠。类似的隐忍和大局观,让美国避免了损失,也为继任者树立了榜样。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过去,合理、务实和恰当的权力运用比起他那些诱人的思想更能体现杰斐逊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