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如何实现精准有效的定向调控，有三个参照指标值得关注：一个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缺口，政策调节要尽可能使其趋向于零；另一个是通胀率缺口，鉴于改革开放以来凡通胀率低于2%的年份经济都趋于衰退，高于6%的年份经济都趋于过热这样的现实，调控就一定要在这两个指数发生之前逆向调节；第三个参照是货币供给增长倍数，即货币供给大体为同期GDP增长率1.8至2.3倍的关系，依据货币供给高于或低于此倍数的轨迹事先逆向调控。

  □周子勋

  在经济形势微妙、金融市场动荡的关键时刻，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定调，释放宏观政策宽松基调的信号格外扎眼：“上半年经济增长与预期目标相符，主要经济指标有所回升，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农业形势持续向好，发展活力有所增强”，显然没有一季度会议“一些新的增长点破茧而出，同时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中”的判断那样乐观。

  经济下行压力不小，经济金融风险不小，是当前的两大难题。

  看外部，美联储可能加息；看国内，企业普遍面临经营困境、股市大震荡，这些不确定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下半年的稳增长。多个经济数据疲软加重了悲观氛围，比如进入三季度的7月，侧重调查大型国企的官方制造业PMI（50.0）和侧重调查中小民营企业的财新制造业PMI（终值为47.8）均不及预期。而不管是国家统计局对全国9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调查，还是央行调查统计司的二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都指向企业微观主体困难较大。

  近期有几位靠近决策层的经济学家发表的意见可视为一次试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形势分析课题组近日发布“2015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全年展望”研究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经济延续调整分化，部分核心指标有所好转，积极因素增多，稳增长政策效应有所显现，但经济运行整体下行态势尚未逆转。需求持续收缩与供给深度调整，产能削减、资产重组滞后并存；重化工业和产能过剩主导的下行力量，与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引导的新兴上升力量并存；实体经济降杠杆、去库存、逐步释放风险与虚拟经济加杠杆、资金脱实入虚和金融风险积聚并存。报告强调，在就业稳定、居民收入稳定、社会总体安定的背景下，只要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GDP增速略低于7％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来之不易的成绩。但今年可能并不是本轮经济调整的底部，需求和供给下行调整尚未结束，明年仍有下行压力。总体上看，经济新常态是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在短期内并不会改变。

  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副司长高杲在日前召开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例行发布会上也坦言，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处在深度调整之中，经济增长动力处在深刻的转换之中，体制机制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这个时期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从下一步走势来看，各方面可能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因素仍然存在。

  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低迷属于周期性、短期性，未来仍有二三十年可以保持7%至8%的“正常高增长率”。但我国目前缺乏维持这种增长的动力支撑。而市场普遍认为，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趋势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维持长期增速放缓的趋势。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各类经济金融风险也逐渐凸显。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多个表现中，金融风险增高无疑是最突出的。银行坏账是观察金融风险的窗口之一。据中国银监会提供的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至1.29%，去年第三季数据为1.16%。单季度坏账增速0.13%，为2004年以来最快。而到今年6月末，不良贷款率已达1.87%，比2014年末上升0.23个百分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我国的金融风险与地方经济有很强的关联。地方经济困境加剧与多种情形有关：一是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加大，地方经济也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行；二是房地产业开始停滞或负增长，地方财政受到很大冲击，地方债务压力显著加大；三是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地方政府支撑过去铺开的摊子难度加大；四是不少基础资源行业因产业结构调整遭遇困境，拖累地方经济下滑，各地金融风险普遍加大。而更多地方的实情是，地方经济、产业与债务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很复杂的地方经济金融环境的整体“塌方区”。因此，从区域角度观察地方经济的金融风险，对金融机构来说极为重要。

  从这层意义上看，中央提高对风险管控的态度显然意有所指。继7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后，7月31日专门“加开”以“破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题”为重要议题的常务会议，部署五大措施加快融资担保行业改革发展，更好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此举传递的政策信号非常明确。

  基于对当下经济形势的整体判断，此次政治局会议强调，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和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并首次提出将更加注重按“三严三实”要求做好经济工作。在经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要求按“三严三实”做好经济工作，显然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鲜活的现实性。

  这次会议着重强调“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而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总体思路与一季度会议基本一致：“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变调，保持公共支出力度，继续减轻企业负担，引导和撬动更多民间资金增加投入。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合理的流动性，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水平。”“财政政策不变调”，当然包括稳增长投资和降税清费的“加力”，以及财政存量资金的使用“增效”。“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就是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源配置，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定向支持，重点转向促进信用扩张。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经济工作会议上也表示，政府会在此后推出一些有预见性的“微调控”措施，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相机实施预调微调。

  问题是，如何实现精准有效的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提出的三个参照指标值得关注：一个重要参照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缺口，政策调节要尽可能使其趋向于零；另一个是通胀率缺口，鉴于改革开放以来凡通胀率低于2%的年份经济都趋于衰退，高于6%的年份经济都趋于过热这样的现实，调控就一定要在这两个指数发生之前逆向调节；第三个参照是货币供给增长倍数，即货币供给大体为同期GDP增长率1.8至2.3倍的关系，依据货币供给高于或低于此倍数的轨迹事先逆向调控。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