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家社会发展看，以金融为核心，引领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全面发展的“金融+”新模式正在形成。而信息化、综合化、国际化的行业未来更要求金融创新有大突破。此时有一点非得反复提醒不可：只有坚持正确的义利观，金融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金融+”作为顺应业态成长方向的一种新趋势，必须与我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反映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是发挥“金融+”社会属性最根本的要求。

  一个半月来沪深股市的剧烈震荡，占据了财经新闻几乎所有关注点，这让许多人有意无意疏忽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金融正在经历的一场变革。这就是随着世界地缘政治、社会发展、经济演化、业态成长对金融提出的更高要求，我国的资本市场、金融机构、金融政策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生态，并对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各方面产生“金融+”效应。由此，金融不再仅仅关注赚钱技术，也不仅仅只是个虚拟经济形态，“金融+”以最大化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为根本目标、为经济转型创造切实动力的社会属性正不断彰显。

  “金融+”的社会属性，意味着金融不仅仅是埋头赚钱，而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目标，旨在增强社会民众的福利。

  作为市场的一部分，金融的首要特征毫无疑问是逐利。但金融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一个群体、社会，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活动。追求社会、国家利益最大化，就不单是钱的问题。致力于研究广义金融体系的制度、机构、参与者、运行机制和法律监管框架的耶鲁大学教授、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中说过，“如果用世俗的眼光评判的话，‘金融’有悖于‘好的社会’所要达成的目标，”但“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金融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其他的目标，即社会目标”。通过多元化、多维度手段支持现代化军事国防建设、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加强科学技术研究、积极倡导绿色环保等等，都是金融帮助实现国家、社会目标的重要体现。

  在国际社会上，以金融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早已广泛存在。在世界历史上，英国曾以金本位制度打通了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市场，将“日不落帝国”推向巅峰。20世纪以来，美国凭借华尔街与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集全球资源之力打造形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曾经风靡一时的“美国梦”，更通过金融手段为美国人构筑了一个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追逐财富与成功的梦幻平台，以金融杠杆使美国人“居者有其屋”的梦想曾一度几近实现。对于我国而言，将金融作为最大化国家利益、增强人民福祉的手段和工具，无需藏着掖着，或是羞羞答答，理应正气浩然、胸怀坦荡。

  “金融+”的社会属性，还意味着金融不仅仅是虚拟经济，而是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切实动力。

  从本源来看，金融是为服务实体经济而催生的，在实体经济的借贷行为和买卖交易过程中提供中介服务，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但随着金融运行方式的深化与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金融的虚拟经济特征迅速彰显。2008年以美国为震源地的全球金融危机，表面上是一次因为金融衍生品而偶然爆发的危机，实质上却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经济体长期“虚实脱节”的必然结果。当前，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推行“再工业化”，实质上正是一种重回“虚实结合”的发展战略，将虚拟经济属性过度发展的金融转化为经济转型发展的切实动力。

  结合我国宏观经济演化趋势，“金融+”反映了金融与实体经济以创新方式深度融合的现实。近年来，我国经济逐渐步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GDP增速下行背景下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更高诉求，迫切需要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金融+”在继续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血肉相连、紧密结合。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等金融方面的改革，以满足实体更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展望未来，“金融+”必将成为顺应经济转型发展需求的一种新常态，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大格局中的一股强劲动力。

  “金融+”的社会属性，更意味着金融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战略问题。

  毋庸置疑，金融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专业领域，金融工具的设计、金融风险的测度和金融监管的执行，都需要深厚的经济学、金融学、数学和心理学专业知识。但作为一个跨群体、跨社会、跨国界的活动，单纯以技术指标来测度和衡量金融安全却相当危险。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组成要素，金融安全是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得以保障的前提条件。阴谋诡计只能暂时得逞，强大的综合实力才是保障国家、人民利益的坚实基础。

  我国金融业经过30多年的超速发展，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融资结构的多样性以及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和金融监管体制的专业化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金融机构飞速发展并在各类国际同业排名中位居前列。但谨慎有余、开拓不足的局面仍然制约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在这其中，不仅需要技术上有考虑，更需要从战略高度着眼，坚守底线思维，完善顶层设计，全盘统筹金融战略的制定。虽然维持金融的操作独立性和目标纯粹性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但过度专注于自我反而容易导致金融体系的相对脱节。金融战略的设计与金融政策的制定需高度关注国际博弈的应对、金融风险的缓冲、基础体系的建设、各种威胁的化解等。

  在此不能不特别强调的是，金融始终是有价值取向的。“金融+”自身的特点与价值取向将决定其所服务目标的可持续性。

  历史上的殖民国家为统治世界而推行国际金本位，但黄金产量的局限以及在各国存量分布的严重失衡，最终导致世界货币铸造与流通遭到破坏。美元霸权及华尔街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控制，为美国巩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当金融的价值取向转向贪婪，被其国内部分利益集团、部分人利用以牟取私利，最终酿成的却是百年一遇的大危机，以至于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梦已被金融所“出卖”。

  回看我国，就国家社会发展看而言，以金融为核心，引领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全面发展的“金融+”新模式正在形成。而信息化、综合化、国际化的行业未来更要求金融创新有大突破。此时有一点非得反复提醒不可：只有坚持正确的义利观，金融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金融+”作为顺应业态成长方向的一种新趋势，必须与我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反映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是发挥“金融+”的社会属性最根本的要求。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青年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