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地图上能否获得与国力相称的坐标，本质而言是自身实力不断成长的逻辑延伸，因此，正处于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的敏感时间窗口的中国，既要积极争取在既有秩序框架内应有的分工地位，更要着力构建代表全球金融变迁趋势的变革性金融体系，继续夯实制造业的竞争实力，稳步提升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地位。以此为基础，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投资货币乃至储备货币体系中实质地位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性提升。

  □章玉贵

  围绕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诸多不确定性，是代表新旧金融力量的有关参与主体在全球金融秩序处于敏感变革时期展开的一次全方位角逐。

  IMF前天发布报告称，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果将人民币纳入SDR，操作性问题必须解决。IMF将于今年11月决定是否将人民币纳入SDR。从时间轴来看，无论是前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还是他的法国同胞、现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都对人民币纳入SDR持积极态度。尤其早就对美国拖延IMF改革不耐烦的拉加德，近期一直表示，将人民币纳入SDR是“何时的问题，而非是否纳入的问题”。但正如其前任卡恩在IMF中的命运根本不由其本人决定一样，拉加德也根本无法独立决定人民币何时加入SDR的问题。不错，即便是IMF中最保守的官员，也无法否认中国在金融改革方面的进步，亦无法否认人民币在现行国际货币与交易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IMF最新的这份报告就承认，从一系列指标来看，人民币目前的国际使用和交易的程度很高。不过，IMF也不忘补充一句，4种已被纳入SDR的可自由兑换货币总体依然领先于人民币。而人民币会否被纳入SDR，将取决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以及提高汇率灵活性。而看起来更像是交换条件的表态是，如果人民币要被纳入SDR，则中国必须提高外国投资者对国内股市和债市的准入，特别是政府债券。

  所谓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免费午餐，在这场有关人民币加入SDR的战略博弈中表现的一目了然。美国人异常清楚，中国领导人十分渴望能够打进由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主宰的国际金融体系，并占有一席之地。而中国经过这些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将制造业和贸易体系的触角延伸至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单就实体经济而言，中国取得的成就足以令其在代表顶层分工范畴的金融领域获得排名第二，至少是第三的地位。何况中国在从银行、证券、保险到债券市场的进步有目共睹，而且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储备体系中的占比也是逐年递增。人民币在SWIFT统计中已是全球第三大融资货币，全球占比为3.9%；位于伦敦的人民币离岸市场2014年的交易量较2013年激增了40%以上。但是，真实世界从来不会兑现这种静态的愿望。IMF也认为，按照IMF有关人民币加入SDR的四个指标评估体系，即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以人民币计值的国际银行借贷、以人民币计值的国际债券、以及人民币即期外汇交易量，自2010年SDR评估以来，中国在上述四个指标方面的确呈现出快速增长之势。但IMF内部又认定人民币并不被判定为能自由使用。所以，尽管德国、法国和英国等主要欧洲大国均表示支持今年将人民币加入SDR体系，但握有一票否决权的美国一直持保留意见。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下，负责操作的IMF管理层倾向于从技术层面将人民币实际纳入SDR的时间延后至2016年9月，而给出的理由则是为储备操作人员提供调整时间。或许IMF自身也担心，假如到5年后的2020年再讨论人民币加入SDR问题，估计到那时中国早已没有兴趣了。

  这就是当今全球金融地图上的新兴与守旧大国竞争生态的写照。一个GDP占全球总量14%、外汇储备占全球总量的36%、贸易体量雄踞世界第一的超级新经济体，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有时候尚不如一个欧洲中等强国。美国人乐见在既有秩序分工框架下保持与中国的不平等分工地位：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到美国，在弥补美国巨额赤字的同时促进美国经济的繁荣。在既有的秩序框架内，美国同样可以无视中国高达8万亿美元的股市以及总规模为5.5万亿美元的国内债券市场，使得在当今最重要的“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EMBI+”中，中国始终是重量级看客。

  金融是财富分配环节最敏感、也是最残酷的切割器。掌握金融主导权的美国深知，中国人其实不缺金融基因，华人金融资本在美国乃至全球都有一定的实力，但这个世界上，谁掌握了金融规则就意味着掌握了后起国家的金融七寸。除非后起国家另起炉灶。但在金融领域，一套新的规则的建立，既需要有契合实体经济和金融业本身发展规律的金融创意，更要获得参与或试用主体的广泛认同，这个过程，不仅需要时间，更离不开权益的分享。过去一年多来，中国和有关新兴经济体牵头筹建的金砖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亚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等，从全球金融变迁的角度而言，已可以被视为新金融公共产品，且亚投行的组建还得到了英国、德国、法国等诸多欧洲经典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但上述金融公共产品尚未真正开展运营，不少国家是抱着赶集的心态参与的。因此，中国牵头成立的新多边开发金融体系，更多被视为对现有金融体系的一种有效补充，而非颠覆性革命。

  从全球金融变迁史的角度观察，代表新兴经济力量的中国，眼下正处于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的敏感时间窗口。对既有金融秩序具有强烈变革愿望的中国，要稳步提升在全球金融地图上的坐标，亟须积极争取在既有秩序框架内应有的分工地位，更要着力构建代表全球金融变迁趋势的变革性金融体系。因此，中国在积极推动SDR纳入人民币的同时，还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当今全球金融地图上能否获得与国力相称的坐标，本质而言是自身实力不断成长的逻辑延伸，与既有主导国会否让渡以及让渡并没有多少必然联系。因此，中国要做的是，继续夯实制造业的竞争实力，稳步提升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地位，以此为基础，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投资货币乃至储备货币体系中实质地位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性提升。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