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点击
◎《日本经济新闻》8月7日社论
期待安倍首相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侵略”
安倍晋三首相组建的有识者恳谈会在报告书中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的行为概括为“侵略”。这是接近国民意识最大公约数的结论。希望首相在即将发表的战后70年谈话中能反映这一历史观。
回顾战后历届首相关于战前日本的发言，我们会想到“这是侵略战争、错误的战争”（细川护熙首相语）等认识。安倍首相却说“侵略的定义在学界、在国际上没有确定”，避开了深入讨论。有识者恳谈会虽然不是政府的正式机构，但却是为安倍首相谈话而设，其见解当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虽然国家约束国民的历史观并不合适，但是负有战争责任的国家应该向战后德国禁止歌颂纳粹一样实行恰当的自我规制。承担这一功能的，是村山富市战后50年的那次谈话。
报告书指出，一战后国际舆论倾向于和平主义，主要大国签订了不战条约和裁军条约，在此背景下，“九·一八”事变违背了战争非法的主流，成为破坏国际秩序的开端，是侵略。这与村山谈话中“我国在过去一段时期实行了错误的国策”的表达方式相比，让人更容易理解日本应该反省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这具有批评“圣战论”和约束政治家不测发言的效果，值得高度评价。关于殖民地统治，报告书提到“1930年代后期开始过于残酷”，但是并未触及殖民初期统治时期的评说。“合并韩国”到底应该视为强制性侵略还是合法的合并，报告书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这一点毫无疑问将引发争议。
安倍首相曾就二战结束70年周年谈话在记者会上说：“将写入对此前大战的反省、战后和平国家的历程以及对国际社会的贡献。”面向未来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对过去历史的发言如果不够充分，那么对未来的发言也会失色。我们期待安倍首相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侵略”。
（梁宝卫 编译）
◎《经济时报》8月4日文章
阴郁的全球环境对亚洲既是机遇也是风险
全球经济因新兴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的迅猛发展出现了显著增长。如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从3.9%增长到6.5%。但发达国家的情况与此不同，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速度（3.3%）要快于2000年至2008年（2.3%）。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至2008年均维持了平稳增速（分别是2.4%和2.1%）。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似已回到了2008年前的增长水平，在2010至2014年间平均增长率为2.2%，但欧元区2010至2014年的年均增长仅为0.7%，意大利则已连续衰退3年。荷兰也在2012和2013年负增长。法国勉强持平。英国、瑞典、挪威、丹麦和瑞士这些欧盟非欧元区国家表现相对好一些。然而，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很快在2010年至2011年间恢复至6.8%的增长水平。巴西和印度在2011年增长开始放缓，中国和其他经济体自2012年放缓增长。2013和2014年，印度和中国增长再次回升，但巴西仍在挣扎。
发展中的亚洲是当今唯一可能出现有力增长的地区，但面临全球经济的衰退及发达国家外贸需求的乏力。然而，资本还是青睐亚洲，如谨慎使用这些涌入的资本，将为发展中的亚洲提供资产创立的机会。若以鲁莽方式回应，那将为亚洲带来日后的悔恨。未来十年的成就将继这些挑战后发生，亚洲对此应充满信心。
（作者系印度计划委员会委员萨米特拉·乔杜里 贺艳燕 编译）
◎《金融时报》8月6日文章
后危机时代的一个悖论
在发达世界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缓慢移向终点时，现在需要来解释一个悖论，即经历了这场超常货币实验后，上市公司管理者认为风险到处都有而不愿投资固定资产，尽管他们可享受有史以来的最低借款成本。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却对继续推升市场价格而显得无惧。
金融机构的行为，无论明智的还是疯狂，至少是可理解的。在后危机时代，央行购买债券的方案其实是被巧妙设计以便刺激投资者承担更多风险的。在低利率时代，由于所谓的安全资产短缺，投资者获利期望已被削弱。由此，负利率或者利率极低的主权债券吸引了大量资本涌入。
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在6月指出，自巴比伦时代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如此负利率的先例。在各种解释中，霍尔丹特别强调“忧虑风险”这一现象，这被心理学家用来描述在灾难性事件之后，人们对忧虑和无安全感的夸张化感受。这合理解释了私人部门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储蓄行为，然而，“忧虑风险”解释力有限。因为节俭和储蓄并没有在所有经济危机后发生。
在最近的《商业与金融展望》中，OECD的经济学家指出，有缺陷的激励结构是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之间产生风险观念分歧的原因之一。比如公司回购行为的增长来源于证券相关的刺激和业绩相关的薪酬。最流行的绩效标准，如每股利润和股东总回报，是可通过管理操纵的。美国的一个调查显示，为了符合短期的收益目标，公司通常会拒绝对可产生长远利润的投资机会。
另一个不同的看法来自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最受忧虑风险折磨的人是中央银行家。因为低利率在冒险将我们困在一个金融不平衡的圈子里。他们更愿意看到货币尽早回归正常化。然而，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束将带来痛苦，因为利率升高对偿还能力将是一种威胁。
（作者系《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普伦德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