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创业创新调研组
深圳充满阳光的午后，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岭与我们分享着深圳的创业故事，并思考着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藏”在深圳华侨城文化创意园之中的柴火空间，在众多创意设计机构中尽管不算最醒目，却让你真正贴近“创客”生活，从中感受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顶层设计所依存的肥沃土壤。
而当柴火空间的潘昊创业起步之时，“厚积薄发”的大疆无人机已经占据了全球民用小型无人机约70%的市场份额，并完成了新一轮的融资；而在多轮融资之后的华大基因也已开始筹备IPO计划。那些已经成功上市的企业——京东、中兴通讯、阿里、腾讯等则调整步调，开始了“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征程。
一个共性是：创新的重要性并不因为这些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降低，而资本正是助推创新落地的重要砝码，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换道超车”。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升至国家战略，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各方共识，而日益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也成为创新借力发展的引擎。
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伴随着各级政府的“清障搭台”，对于创业者、创业企业而言，由此也迎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思变：顶层设计搭建创新生态
一河之隔面对香港，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岭对深圳的创业创新业态有着深刻的思考。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如何保持深圳的竞争力？制度创新是一个必备条件。
年近六旬的南岭，见证了深圳多家企业的自主创新与成长之路。而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新一轮创新创业发展的示范重镇，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按照世界经济论坛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标准，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7万美元，就进入了创新驱动增长阶段。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分别在1962年、1973年、1976年和1995年进入创新驱动阶段。而2014年，深圳人均GDP超过2.4万美元，从这项指标来看，深圳已然步入创新驱动的轨道。
“国家年年提创新，但没有一年像今年的影响这么大，这是一次颠覆性的创新。也是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创新。”作为一名服务中兴通讯20年的老兵，中兴通讯战略规划部总监孟彪的体会格外深刻。
时光回溯到1985年创立之初，孟彪将中兴第一次创新的成功归因于“机制创新”。“公司每收入一块钱，就有一半是员工的，这说到底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孟彪向记者坦言。
30年后，作为国内首部系统反映国家改革创新的白皮书，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14中国创新报告》认为，2014年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元年，“通过实施权力清单制度，推进权力下放，释放经济活力”成为国家治理呈现出的六大特征之一。
“中国现在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我们更要思考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障来推动它，形成创新型国家的机制。”在接受上证报独家专访时，南岭指出，经过改革开放，回顾国际国内趋势变化，我们已经到了建立创新型社会生态的必做阶段。
可以肯定的是，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持已经在顶层设计环节得到了充分体现。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首次发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也为国家新一轮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此后，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中心，一系列政策规划陆续推出，惠及创业、创新的各个主体、方方面面：从简化、取消非必要行政审批流程到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从实行结构性减税、普遍性降费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从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到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4年4月至今，国务院常务会议涉及“创业、创新”战略部署实施的超过20次，而国务院及各部委机关期间印发的配套支持性文件也达到20份以上。
国家在大力推进简政放权的同时，也积极营造出了有利于创业、创新的政策、制度“土壤”，激发了全社会的创业、创新热情，也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深圳的南山区孵化的很多创新企业颇具代表性。其中，政府的孵化器集合了多方面的力量对于初创型企业进行扶持；等到企业自身运作有所起色，资本市场进行接棒，形成了推动新兴经济产业化的完整的生态链循环。
借力：资本助推创新摩尔定律
作为四大发明的诞生地，中华民族从来不缺乏勤奋和创新的基因。中国梦，就是社会通过顺畅的创新机制，鼓励人们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理想。然而发明从诞生到应用、再到产业化并到影响人类进步，是一个很缓慢的进程，资本则有一双化腐朽为神奇之手。
目睹了近20年来深圳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变化，南岭坦言，资本市场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绝对不容忽视。“基金公司占据全国一半份额，创投公司占据了1/3强，全部市场化运作。”南岭说，“没有这些资本市场的基础，企业很难取得这么快的发展。而中小板、创业板、PEVC基金从资本链条的不同环节加以推进，对中小型新兴经济起到了很大的鼓励和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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