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以增加波动幅度为特征的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考验，既是动态的又是长期的。这是未来真正舍弃盯住美元这根“拐杖”所要跨出的关键性一步。因此，为了不丧失人民币国际化改革的宝贵时机，并可能被伪市场化力量处处困扰和无形绑架，我们不能因为对原有利益格局的冲突和变化，就动摇，更不能因为汇率波动伴生的若干突发性事件和现象，就畏惧，不必过于纠结在“竞争性贬值与市场化校正”的漩涡之中。

  □杜 静

  我国央行始于本月中旬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践与探索，带来了“吹糠见米”的效应：全球主要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新型国家和经济体货币跟风贬值（整体加权已达1%以上）及市场对国际贸易环境公平预期悲悯的景象。主要发达国家和经济体资本市场上周并无先兆地出现了罕见的反常波动。于是，围绕此次人民币汇率波动是竞争性贬值还是市场化校正的争辩，也激烈甚至对立起来，更有部分国外组织和人士公然指责“中国央行操纵人民币汇率”，还危言耸听地夸大为新的“货币战争”。

  这说明人民币国际化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加强。人民币在向支付货币→计价货币→清算货币→储备货币和中心（锚）货币迈进的历史进程中，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带动与倒逼效应，正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功能的充分、超前释放。另一方面，也说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迫在眉睫。人民币汇率长期以来单边升值、缺少波动、缺乏弹性和相对固化的状况，产生或变异了市场化趋势下所庇荫和假象的一处非市场化领地，形成国际贸易关系和基础的扭曲，以致用市场化方式和手段回归与释放人民币汇率效应，重塑汇率基础与机制，反遭遇了现实格局的立体掣肘与系统威胁。这或将成为深化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障碍，并对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形成“反刍”式考验。

  现实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在我国经济长足发展和调整转型的特殊阶段形成的。其最大不足，是市场化程度不高，行政化主导色彩比较明显，人为压缩其波动空间并形成了升值趋势下的单边走势。10年间，人民币升值40%以上。在此过程中，它更多迁就和权衡的是全球经济（国外经济组织与对象）的利益平衡。正是这一缘故，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在多数情形下，往往以模糊市场边界的方式来“宽容”人民币汇率水平，新型国家和经济体则以“沉默”的认同，“搭车”享用人民币汇率高估的红利。

  从现象和逻辑关系上看，人民币汇率在持续高估状态下，能获得国际贸易的持续增长，是我国经济转型中“人口红利”、“土地财政红利”、“国企改革红利”、“环境资源优化红利”和“加入世贸组织红利”等叠加效应的“空间溢出”产物。认识不到这一点，很容易误判人民币汇率水平并得出本末倒置的结论。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并非人民币汇率水平低估而是高估趋势下特定红利释放的表现。而且，这与我国经济总量裂变但产业整体初级化和货币政策手段粗放化的特定背景相联系。这决定了其“阶段性”的特征与宿命。因为，随着我国经济调整与转型的深入，产业发展水平和货币政策手段向高端化、专业化、精细化和精准化的转变，被可能溢出或挤出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越变越窄，人民币汇率扭曲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也会呈现出在弱化中直至消退的趋势。

  以行政化力量主导或撑起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越来越背离汇率体现的是基于国际贸易的货币购买能力比较的理论基础。大家看到，我国已占有全球15%以上出口的市场份额，面临未来参与国际竞争动能不足、动力不够和动作不畅的危险，而外部经济组织和对象形成的“现象性认识、习惯性行为和依赖性路径”，却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回归，形成了巨大的环境吸附张力与惯性反冲压力。在此，市场的内在要求变异成了一把利益尺度，市场习惯格局变异成了一项利益标准。这形成了以市场化旗帜和公平性原则为掩护的人民币汇率固化或者说要求升值的力量。

  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由过去央行外汇交易中心的独家报价形成，到由市场众多交易主体的动态集合报价形成，孰优孰劣？市场化属性孰高孰低？不言自明。不能因为对原有利益格局的冲突和变化，就动摇，更不能因为汇率波动伴生的若干突发性事件和现象，就畏惧，尤其不能被原有格局假象、现实利益乱象所绑架，不必过于纠结于“竞争性贬值与市场化校正”的漩涡之中，真正做到不为所惑、不为所困和不受所扰。这正是考验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关键所系、要义所在。

  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以市场化为支撑和基础。只有其市场化属性及过程展示得越充分，其独立性特质和结果的体现才越完整。需要指出的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货币政策的多样性、灵活性和恰当性并不具有正相关关系，它主要由其方向性、一致性和系统性所影响和决定。而且，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越大，央行货币政策的空间才越大，对独立性的考验才越客观。

  因此，不能动摇人民币汇率“加快扩大波动幅度、从盯单一货币到盯一揽子货币”的市场化方向。而且，货币政策的“动作”品质，要从事件性感知向系统结构性感知——基于整体环境变化的创新性行为的转变，要体现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一致性和系统性，必须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基础。解决好我国人民币国际化与经济实体国际化不够同步、不够协调的问题，需更多以实体经济的国际化成果，带动人民币国际化功能的完善；要培植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根基”，须解决好人民币本身的变化性功能加强问题，在扩大人民币跨国或跨境使用范围、强化离岸支付结算功能的基础上，增多贸易清算和资金债务交易中“计价货币”的功能，择机以周边国家为起点，发展人民币“储备货币”市场。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市场“高地”；注意解决好人民币市场总量的经济性和效率性问题，平衡因对冲、避险工具的单一性而出现的不协调弊端，优化外汇储备资产配置，增强汇率波动对于人民币利率的弹性，增多市场化手段（多建“资金池”、而且连通“资金池”）和增加过程的透明度，协调好市场安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突破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技术性“瓶颈”。

  人民币汇率以增加波动幅度为特征的市场化改革，对于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考验，既是动态的又是长期的。这是未来真正舍弃盯住美元这根“拐杖”所要跨出的关键性一步，任何犹豫，都会使人民币国际化丧失宝的时机，并可能被伪市场化力量处处困扰和无形绑架。

  （作者系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起草专家之一、资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