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小”美术馆的“舍”“得”之道

  ⊙记者 曹原 ○编辑 陈羽

  十年前，北京画院美术馆建馆时定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陈列，以陈列齐白石的作品为特色，根据题材把藏品划分为草虫、人物、山水、梅兰竹菊、水族、花卉、书法、蔬果、石印、手札十个专题陆续陈列展出。

  很快，“齐白石”几乎成为大众对北京画院美术馆的第一认知。

  十年后，专注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作品的十个展览已经完成，北京画院美术馆还在此间以“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览”为基础，搜集、整理展出了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的作品和资料。

  除了齐白石，“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的展览再度成为北京画院美术馆的品牌。

  而今，从开馆展的参与到成为北京画院副院长、美术馆馆长，吴洪亮的第一个“十年计划”已经完成。这十年的时间，吴洪亮带着他的团队以小而精的展览定位和明确的学术立场，在大馆林立间站稳脚跟，也收获了一大批忠实且高质量的观众。

  用十年做三件事

  从2005年建馆之初的第一个展览开始，吴洪亮便参与其中，“虽然当时还不是北京画院的工作人员，但也算从始至终都在参与，这是机构下属美术馆，它的任务和思考方法跟公共美术馆不一样。”吴洪亮称。建馆之初，北京画院美术馆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齐白石的陈列。北京画院是新中国成立后筹建最早的画院，齐白石是第一任名誉院长，目前保存在北京画院的齐白石作品与遗物共计2000余件，是中国乃至世界齐白石作品最多的收藏者。

  “说自家东西好，得让大家看到才能说好，那时候就定了十个展览，直到去年，这十个展览才做完。”吴洪亮说的这十个跨时九年多的展览，不仅强调其学术性，而且每展必有其特色，正是这十个展览，让北京画院美术馆对学术研究的态度迅速被业界注意到。

  2007年，吴洪亮正式担任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毕业的吴洪亮所具有的学术研究精神，与北京画院美术馆不谋而合。当时，这位70后的年轻美术馆长便认识到，这个只有4600平方米、展出面积仅1000多平方米的小型美术馆，必须与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今日美术馆等大馆拉开距离。

  “当时我们就说必须树立一个新的品牌才能有新的魅力，才能和别的馆拉开距离。”吴洪亮告诉记者，“所以我们计划的是做北京的20世纪美术大师，进而做中国的20世纪美术大师，再慢慢做一些国际的。”

  从2007年至今，吴洪亮带着北京画院美术馆已经做了四十多个20世纪美术大师系列展览，涵盖了36位中国20世纪美术大师。

  就在大众对北京画院美术馆的认知，从齐白石扩展到20世纪美术大师时，吴洪亮开始担心对20世纪美术史的长时间梳理，或早或晚会慢慢老化，“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做中国古代的美术研究了。”这也是建馆十年来做的第三件事情。

  以个案勾勒全景

  “庙比较小，我们希望做得精致而深入，人不多，但我很重视观众质量和观展感受。”虽是谦虚，但事实证明，吴洪亮带着他的团队，凭借着大量认真地研究工作和会说话的展览方式，赢得了一批忠实的观众，且与其他美术馆观众中的旅游者、观光者等成分不同，北京画院美术馆因其地理位置等原因，前来观展的绝大多数是专门为展览而来的业界人士或艺术爱好者。不太重视开幕式的吴洪亮，反倒因为其精益求精的展览内容，让整个展程都充斥着不断前来的参观者和各方好评。

  每当被问及做美术馆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吴洪亮总是毫不犹豫地表示：“核心问题是长期规划。”在北京画院美术馆的第一个十年，吴洪亮应该算是漂亮地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十年规划”。从一开始便确立的学术态度和立场，到在实践中不断成熟的展览理念，十年的时间，吴洪亮或许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小型美术馆，“舍”比“得”更重要。

  纵观这些展览不难发现，吴洪亮所选择的切入点都很小。比如“苦禅金石缘——李苦禅先生收藏金石碑铭拓本与题跋展”，吴洪亮选择的是李苦禅极尽一生之力收集和研究的金石拓片，这些金石拓片不仅回顾了中国金石文化的历史，却也让观者看到李苦禅从这些金石碑帖中汲取的“金石美元素”。

  “我的馆小，我想以个案勾勒全景，但有时候研究这些20世纪美术大师，会发现甚至连一个人都做不完全，一个艺术家的个案对我们来说都很大，比如周思聪，我们选择做他的图稿和作品对照，做她的荷花，做她的矿工图，做卢沉晚年的醉酒图，我们都在做特别小的事情，在微观世界介入。”容易忽视全局，是过多关注细节会存在的问题，但当细节做到一定程度时，却会反过来一点点勾勒成可以反观全局的场景。如果用一个中国的成语来概括，就是“一叶知秋”！

  用细节支撑起一个系统

  正在展出的“大爱悲歌——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研究展”，因为其展览布置和呈现，以及切入点的巧妙，再一次在业内大获好评。实际上从北京画院的角度而言，这更是北京画院美术馆关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交的一份答卷。

  只是这份答卷吴洪亮从六年前便开始思考。“首先要理解《矿工图》的价值是什么，”在吴洪亮看来，这一部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视作揭露侵略罪恶，为人民苦难控诉的里程碑式力作，实则传递的是人类的悲剧，“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想不清楚的东西，比如杀戮，对资源的掠取等等，展览名字经过反复探讨，最后定为‘大爱悲歌’，”实际上，这也是周思聪、卢沉最终思考的问题，意在唤起时代对于战争灾难反省的同时，也试图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去呼吁、追求“和平”与“人道”的永恒主题。

  走进展厅，很容易被一种暗沉的氛围感染，最先看到的便是展览主题墙上镂空的“叉”，实际上这种“叉”在一、二层的墙上不止一处，“叉字代表死亡，叉字中两直线的撞击和基本色调我们都是按照《矿工图》的颜色做的。”吴洪亮解释，“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这个思路其实来自卢沉、周思聪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所研究的“水墨构成”，叉字的形状和她画中的结构一致。”

  另外，展厅中用到的枕木所透露的历史感和悲壮的状态，为整个展览氛围大大加分，现场堆放的一堆煤也是深思熟虑的安排，“全是直线条，人们观看的时候受不了，需要煤的自然形态来加以缓和。”

  展厅正中间摆放的唯独一支红玫瑰点亮了整个展览的暗沉，也恰到好处的让展览从“悲歌”落到“大爱”上。“我们当时讨论这个展览全是黑色，观众是受不了的。我想起《辛德勒的名单》中有一幕，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小姑娘在一群德国士兵中间一闪而过，于是决定放一支红玫瑰，”吴洪亮称，为了那一支玫瑰花怎么放，团队又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光是花瓶就买了三回，“之前他们买了水晶的，感觉不对，我想要个特别简单的，最后我回家拆了一件收藏的美国艺术家的作品，里面的瓶子我觉得特别合适。”

  吴洪亮策划的展览被大家看作识别度很高，对细节的讲究几近极致。包括这次展览上的音乐，经过多番讨论，吴洪亮想起自己大学时期非常喜欢的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最后选用了他的交响乐名曲《大地之歌》，这首取材自唐诗的世界名曲中传达的对自然的体悟和热爱，对人生的苦难以及对短暂的尘世生命的感慨，让吴洪亮一击即中。

  “对于中国的艺术，尤其是20世纪的艺术，我不是一个愿下定义的人，我愿做举证的人。”如吴洪亮自己所言，他正是通过一个一个展览背后的大量研究，来支撑起一个系统，每一个展览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是他的论据，而这背后没有捷径可走，要细节到位，唯一能做的，就是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