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告别低风险发展阶段之后，今后要取得新的具有指标意义的发展成就，其所付出的经济成本以及需要克服的经济风险都有可能较以往时期更大。未来十年，是中国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跨越，进而全面提升在全球经济分工光谱实质性地位的关键时期。各级各地政府亟须做好的两门功课是：巩固既有经济发展成果，严控经济金融风险。惟其如此，才能在新版国家经济学的指导下，实现中国经济的理性发展。

  □章玉贵

  从李克强总理上周五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专题会议透露的内容来看，整固金融风险防护围栏，稳定宏观经济基本面，激活有效增长动力，是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任务。

  近段时间国际市场动荡，给世界经济复苏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我国金融市场、进出口等受到的影响也在加深，经济运行遇到新压力。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世界经济复苏脆弱，全球贸易增长停滞的背后隐含着投资的弱化，意味着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式微，全球价值链链条的连接开始松动，国际产业的分工与格局或将重新调整，这些都可能给全球经济的稳定带来极大的变数；二是我国经济的企稳压力不减反增。

  毋庸置疑，当下中国经济早已告别过去那种仅靠一纸批文就能热启动的年代了。如今恐怕再没有人敢说，庞大的中国经济系统没有病。其实，任何经济体都是带病运行的，只是病情有轻有重。病情无法控制的时候，系统性经济与金融危机就来了，一如7年前的那场由美国引爆进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而从危机发生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的反危机策略或曰危机应对策略来看，可以说，治标之策远远多于治本之策。无论是美国启动的大规模量化宽松（QE），还是日本以邻为壑的“安倍经济学”，抑或欧洲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顾此失彼，莫不如此。当然，美国在此期间也出台了控制金融风险、支持实体经济、鼓励技术创新的有关举措，终使美国经济出现了向好趋势。而放眼欧洲主要经济大国，世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德国的勤勉、理性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孜孜以求，这也是欧陆经济终究还能保持稳定的重要支柱。但是，就总体而言，握有最多经济资源、掌握金融主导权的发达经济体，不光未带领世界经济迈向持续健康发展轨道，连自身经济也始终未能进入稳健的复苏阶段。

  于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过去7年间便承载了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使命。世界经济力量重心东移的趋势也由此日渐突出。而中国顺势推出的一系列具有开发性新特征的公共产品也成为最近几年全球经济秩序变迁的一大亮点。只是应当看到，中国尽管是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之一，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里取得的成就足以令优越感一向强烈的美日等国羡慕；但中国毕竟不是天外来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可以置身事外，中国本身也是那场危机的重要受害者之一，况且在今天回过头来看我国当时启动的反危机策略，也的确有不少值得检讨之处。

  不过，中国在反危机过程中真正值得检讨的，应该是在经济企稳之后，及时清理经济发展沉疴，尽早告别债务驱动型发展模式，将经济增长轨道切换到依靠内生性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有效需求驱动的发展轨道上来。但是对各级各地政府而言，要告别长期以来养成的增长偏好一般会无比痛苦。而对新的增长路径的探索，不仅需要付出难以预料的成本，而且还可能伴随巨大的不确定，且在既有政绩考核机制尚未真正转变之前，“理性”的地方政府官员们一般不会拿增长的不确定性做政治赌注，因此，尽管最高决策层一直强调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但落实到具体的执行层面，往往出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局面。

  中国经济在告别低风险发展阶段之后，今后要取得新的具有指标意义的发展成就，其所付出的经济成本以及需要克服的经济风险都有可能较以往时期的为大。而现实是，我国的投资效率并不高，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未有实质性提升，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这些年来一直在加大。而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土地等要素成本的持续上升，我国制造业的成本正大幅上升，假如不能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来推动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升级，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中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更何况，中国大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足。尽管中国企业500强的专利拥有数量在持续增长，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专利技术交易率只有5%，真正实现产业化则不足5%。这样的局面若不能有较大改变，一旦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在美国完成，进而掀起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分工大洗牌，我国将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将失去竞争优势。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能在全球快马加鞭，所倚赖的王牌是制造业，我国扩充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影响，主要依靠的是遍布全球的贸易触角。假如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和贸易价值链的全面提升，我国将很快失去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有效支撑。而保持本国货币币值的相对灵活性是中国经济保持活力的内生性要求。我国当然不能成为国际产业和金融资本低成本获益的乐园，更不可自缚手脚。只有掌握本国货币的定价权，才能保持本国经济政策的相对独立性。而这，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是迈向产业与金融强国的基本前提。问题在于，我国和所有新兴经济体一样，都面临着本国金融体系发育欠成熟，高端金融专才短缺的局面，而建设强大的资本市场绝非靠一流的硬件和软件系统就能达成的，而是需要浓郁的创新氛围、无所不在的风险意识和有效且及时的政府干预。假如没有更具前瞻性的发展思维，单单依靠货币政策的调整，独臂难支，是很难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

  未来十年，是中国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跨越，进而全面提升在全球经济分工光谱实质性地位的关键时期。各级各地政府亟须做好的两门功课是：巩固既有经济发展成果，严控经济金融风险。惟其如此，才能在新版国家经济学的指导下，实现中国经济的理性发展。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