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利润增速的放缓，不是国外机构臆断的所谓系统性风险的先兆信号，而是金融成长过程中，于习惯性行为偏差和阶段性关系失调的有序调整与理性回归。随着经济转型和金融改革的深入，商业银行“超然利润”的基础、支撑和动力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因而，商业银行认真反思和应对，既充分释放已有风险管控机制的潜力和活力，又补救式地增加缺失的风险机制投入，对防范未来的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具有方向性意义和根本性作用。

  □杜 静

  半年报显示，A股16家上市商业银行中有8家增速下行至个位数（历史平均水平没有低于过两位数），份额占全部银行利润70%强的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增幅徘徊在1%上下。商业银行利润水平中枢的下移，是一种理性回归和过程调校，具有必然性、恰当性和趋势性。

  在我国商业银行挣脱作为财政附庸、“窄金融”（过度抑制）属性的市场化探索中，因为众多和叠加的原因，表现出了更多的“宽金融”（过度放松）特征：金融功能被局部放大和整体膨胀，过多、过高、过频甚至变异地分配和享有了价值份额，形成“超然利润”，并构成与实体经济利润实际的“背向”和“反差”。这一特定时期和阶段形成的商业银行“超然利润”，主要以利率非市场化或说市场化程度不高为基础，以经营垄断或说市场竞争不充分为支撑。在政策性资金“利差”保护背景下，商业银行扩张其业务规模成为增加利润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形式，这推高了全社会的债务杠杆水平；抬升了全社会的资金价格“台阶”。

  在“超然利润”滋润下，商业银行有形和无形之中长大并形成了两大经营软肋：一方面，客户对象相对狭窄。资产（贷款）类客户主要集中在国有大企业上，或集中在对于资金价格不敏感的房地产企业及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企业上。负债（存款）类客户主要体现在个人居民上。客户集中度高、均衡性差和互动性弱，遂形成了资产端业务“长多短少”与资金端业务“短多长少”的期限错配总格局。流动性结构错配风险在流动性泛滥中，反倒变成商业银行的“超然利润”。金融总量虽然很大，但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其实并不高。商业银行利润总量虽然很大，但金融融合实体经济的效率化水平其实并不强。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风险经营机制和手段相对缺失或基本无效。在经济持续上升的周期中，商业银行建立的各种风险手段和机制是否有效，几乎少有实际检验的机会和可能。虽然有超过200%的各类风险资产及损失拔备准备金，但并没有形成以财务资源为支撑的风险化解新力量、新优势和新机制，正在程度不同地变异为“超然利润”下风险机制的“软”能力。更关键的是，在“新债覆盖老债”、“增量覆盖存量”的债务模式下，因收益与风险不对等、不匹配，导致风险成本投入严重不足和风险机制的功能性、物理性和绝对性缺失。这放大了全社会过剩产能的泡沫效应。

  随着经济转型和金融改革的深入，商业银行“超然利润”的基础、支撑和动力将发生根本性改变。特定时期形成的价值交换、效率比较和权益分配的“不等式”，必然得到调整，并受市场理性回归内在力量的支配，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这种调整一定会呈现速度越来越快、力度越越来越强、手段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和效果越来越好的趋势。这绝不是行为方式、模式流程的被动适应与简单优化，喊几句转型口号、出几招“花拳绣腿”，就能应对的。也远非通过增加“新客户”、找到“新引擎”、嫁接几项 “新产品”和扩张几条“新通道”那么简单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在面对新变化中对经营模式、行为方式和发展根基的科学规划、系统完善和主动实践。

  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必须面临“一低一高”的考验与挑战：在生态环境“低回报”趋势下，风险机制“高投入”压迫下的经营转型。

  随着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债券化转换，商业银行不大可能有资金价格不敏感的特定合作对象。随着房地产企业等专属个体融资方式的变化，商业银行也不大可能有垄断经营条件下超额利润的特殊来源渠道。更关键的是，随着融资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增强，单边和单一的市场价格形成空间与力量，会被以公平、公开和公正为基本特征的市场内容所取代，商业银行的债务杠杆化对利润的累加效应将失去应有的环境基础，市场的原生力量和监管的政策力量，将直接和间接约束商业银行的债务杠杆扩张空间。因此，商业银行要挣脱因为环境变化（主要是“低回报”）所带来的行为不习惯、对象变陌生甚至地位作用被忽视等方面，在认知、心理与行为上出现的“落差”与冲击，坚定走精细化经营这一转型根本之路，从战略到战术上，从行为起点到行为结果上，从组织架构到技术手段上，从商业模式到成长动力上，彰显精细化经营的品质。从这一意义上讲，商业银行转型中的所谓资产多元化，所谓客户分层化，所谓金融互联网化等等，都只能算“标”，以精细化约束为前提形成和优化其经营与盈利模式，才是“本”。

  在经济上升周期与商业银行增长方式、债务模式的叠加影响下，我国商业银行已有的风险机制与能力，基本是在缺少与丧失大量实践机会中形成和运行的，化解大的和系统性风险，往往外在的力量和原因要多于内在的努力和能力，生长出了被麻醉的惰性和被依赖的低效。而在总是“有惊无险”的实践中，商业银行对于“狼来了”的麻木，已到了对风险机制投入不再有内在动力的程度。商业银行风险机制建设的绝对投入不足和相对投入无序，致使其风险机制的系统性、协调性和完整性受到威胁，风险体系的个体性边界被极大模糊化，形成“缺失性”硬伤。很多领域的风险在无奈中被虚化、被空置和被放纵。因此，商业银行既要充分释放已有风险管控机制的潜力和活力，又要补救式地增加缺失的风险机制投入，而且这一投入的程度会超出常态的标准与预期，构成对商业银行财务资源的现实压迫。这需要商业银行把客户结构调整与业务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把长期性体制安排与短期性制度设计结合起来，把发展资源性投入与风险保障性投入结合起来，把风险资产的事后被动处理与事前事中的主动化解结合起来，真正平衡和协调好业务结构、发展资源、管理能力和风险手段的关系。

  我国商业银行利润增速的放缓，不是国外机构臆断的所谓系统性风险的先兆信号，而是金融成长过程中，对习惯性行为偏差和阶段性关系失调的有序调整与理性回归。因而，商业银行的认真和客观应对，对防范未来的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具有方向性意义和根本性作用。

  （作者系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起草专家之一、资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