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1版)其一，中国明年解决新增就业岗位的压力持续增大，2003年解决的新增就业岗位为859万人，到2014年达到了1322万人（为历史最高值）。依此可能难以解释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其二，迄今依然相当普遍地存在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的规定；在一些单位中也还存在为了解决子女就业、父母提前退休的现象。这也不是用人口红利理论所能解释清楚的。其三，在美国的国内航班中，司乘人员中（除飞行员外）大多年龄超过了60岁，可称为“空爷、空奶”，但在中国的国内航班中依然是“空姐”的天下；在日本，开出租车的基本上都在60岁以上，可称为“的爷、的奶”，但在中国的出租车依然是“的哥”的天下；在中国有着众多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它们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其四，在西方国家中，大礼拜和节假日几乎无人工作，退休人员通常也不乐于为挣钱而工作，但在中国，只要有机会，挣钱工作是相当多人的首选。这些现象说明了，中国劳动人口减少的程度可能并不像有些人所估计的那么严重，它还不至于上升到成为引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主要成因。

  进入2013年以后，“稳中求进”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基调。从国际角度看，受到美欧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国尚未走出金融危机的困境，全球总需求经济增长乏力、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和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大等的严重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扩展（尤其是进出口贸易增长）遇到了种种国际压力。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增速受到了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去产能过剩、去杠杆化和治理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因素的严重影响，由此，下行压力增大；同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的攻坚也将加大经济增速的下行。尽管如此，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稳增长”依然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

  进入2015年以后，顺着“稳增长”主基调的展开，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解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其中包括：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多方面给实体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减税和财政资金的支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连续多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包括定向降准）和存贷款基准利率，既缓解实体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又降低实体企业的资金成本。与此同时，进一步发挥消费在推进经济增速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在推进经济增速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在已有投资项目的基础上，积极扩展全国大中城市的基础设施改造、“一带一路”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契机，努力扩大投资规模，缓解产能过剩压力，推进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步发展，不仅GDP增长率连续两个季度保持在7%，而且就业、消费、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等增长率也趋于稳中向上、稳中向好，这进一步证明了，“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增速持续“稳中求进”的“常态”。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融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