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重在“打捞中国历代沉没的改革的《改革的教训》，被视为一本有关中国历代改革的“错题集”。因为作者李仕权尽可能重现那些少为人知甚至在史籍中仅存只言片语的改革，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如他因《国语》所载“厉始革典”，联系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公卿惧诛而祸作”，进而挖掘出周厉王之被“国人暴动”而流放，完全因其政治改革冒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导致权贵们群起而攻之，在一场有存疑的历史公案中退出了政治舞台。

  应当肯定，李仕权的分析合乎历史的逻辑和真实。周厉王在经济上重视农业而冲击半牧半农的贵族利益，在政治上启用新人让“世为卿士”的召公、周公不甘退出，在军事上武力打击各地不断坐大的诸侯，在政法上强推王霸法制让特权阶层如坐针毡。这打破了政治秩序，纵是厉王的卫巫特务再暴烈，也消弭不了贵族们政变的决心。厉王被监禁于彘，直至病死。世袭卿士们重获执政，但不敢直接杀了厉王，灭了周朝，甚至还待厉王死后再推其既定太子上位。足见，历史教科书中宣扬的平民暴动，当是贵族夺权的所谓正义掩体。这种游戏，在春秋战国诸侯国体系比比皆是。厉王的改革该被重新表述，不能因为林林总总的史料评述所湮没，也不能因为意识形态需求的遮掩而满足史料的简单共识。

  该另论的“沉没的改革”，不唯厉王一人耳。如秦献公、汉宣帝、王莽、汉明帝、隋炀帝、唐武宗、宋仁宗、明孝宗的改革，还有赵武灵王的汉服骑射、前秦苻坚的励精图治、北魏孝文的民族融合、蒙元开创的行省制度。虽这不济秦之商鞅，汉之武帝、光武帝，唐之太宗（包括武后、玄宗）、宋之王安石、清之雍正及后来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被学者们研究之多，也是值得一书的中国式改革。

  这些改革，多为最高统治者和主要执政者挂帅，制定政策法则，预定顶层设计。唯有实权派、强权者顶风破浪，实现得方为彻底。商鞅虽被旧贵族车裂，但前有献公改革启蒙，中有孝公肝胆相照，后有惠文王竭力捍卫，终使挣扎于西方的赳赳老秦荡平六国。汉武帝、光武帝和唐太宗都以强权固本、雄才布局，传至后世，而成盛世。而王安石变法，虽前有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彩排，却因作为制片人的皇帝中途撤资，而使导演只能玩无米之炊。这样的悲剧，在王莽的模仿改制、唐武宗的反腐理财、明孝宗的财税改革中，也热闹地排演了一阵子。皇帝们主导的改革，都是为了削弱相权、三公权、地方权，实现中央集权、国富民强，养足了兵力荡灭威胁自己和国家的敌对势力，也暂时缓解了民众所承受的剥削重压。

  从中似可发现，改革主导者，往往都是明君贤相，而如周厉王、隋炀帝这类的“暴君”，几乎被史料掩饰殆尽。我们所熟悉的，有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而迷糊了人们对其曾经智勇的认识。有关隋炀帝，不仅在史书中，更多还在各种章回体小说被极尽能事地渲染，活脱一个操纵权利、阴谋和无赖行径的流氓高手，而史实中的隋炀帝究竟如何呢？

  杨广在野史中杀兄弑父、欺母霸嫂；然《唐书》《宋史》《通志》《经籍会通》，对其推动古代藏书事业发展，不乏颂词。他积极网罗人才、亲近人才，大规模编书、校书，也为李唐一代数朝君王大兴集贤院、弘文馆、崇文馆、秘书省等，树立了较为完美、意欲超越的比照形象。明清永乐大修《永乐大典》、康熙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精编《四库全书》，许是受了杨氏的启发。大肆修书，经济为要，他置身在被关陇集团把持的朝政中，改革均田制削减贵族对农户的“剪刀差”，营建东都跳出世族大佬掣肘皇权的“包围圈”，开凿运河打通国家经济“任督二脉”，推行科举制改革勋贵因袭制使门阀不再是“政治寡头”……历史没有隐没他的改革，但他“急于求成而功败垂成”，给了后来逆袭完胜也喜欢篡改历史的李世民另一种表述机会。李世民成了绝对的胜利者，但他忧虑随侍史官秉笔直书其获取帝位的真实历程，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胁褚遂良交出起居注，迫使房玄龄想着法子删出一册实录呈阅圣目。

  经验显而易见，而教训记住便刻骨铭心。只是在李仕权的解读中，却因某些不确切的表述，留下了不少遗憾。他认为周厉王在政法改革中“强化法治”。法治是主张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原则，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而在奴隶制统治体系中，即便周厉王的法律意识再为先进，他还是要维护西周政治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断然跳不出“人治”而进入现代法治的法制秩序。

  作者引证历史时，也有一些明显的讹漏。如第11页脚注引《史记·楚世家》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立其长子康为句宣王，中子红为鄂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此正确行文当是：“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句宣王”该为“句亶王”，句亶为“后来郢都所始”，按史家所述当是今日湖北江陵。熊渠封王三子，怎只列老大、老二，而不见其三？直接引用原文，当实录，不录者该标示省略号，则非断章取义。再，第17页脚注引《史记·齐世家》载：“桓公三十年春，齐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备，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贡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史记》中有“齐太公世家”，而无“齐世家”。战争讲究师出有名，单看此文，齐、楚都是周之诸侯国，楚不礼天子，齐有什么权力兴师问罪？此中定有隐情缺漏，而引者未引完整，又没有标注省略，导致不必要的残缺、讹误、脱漏甚至错置而不达意。其完整文字是，《史记·齐太公世家》载：“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周成王年幼即位时，管蔡叛乱，淮夷也叛周，成王派召康公命太公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此间五等诸侯、九州官守，如有罪愆，命你讨伐。因此，齐可征讨各国。故而管仲应答楚王振振有词，也为此次齐伐楚增添了筹码。

  还需注意者，有第33页翻译《诗经·秦风·黄鸟》（作者径署《秦风·黄鸟》，“秦风”是章名而非书名，恐读者误，宜写完整而见确切）将引文的“子车”译作“子舆氏”。子车，复姓，源自嬴姓，为秦公族。古谓子舆者字号有之，如孔子学生曾参字子舆，曾子之后孟轲字子舆。周恩来曾把孟子写作“子舆氏”，《周恩来早期文集》中有“子舆氏之言义不言利，乃正人心之所本也”，“子舆氏处战国分崩之际，人心涣散之日，不有言义者以正之，则鲜不为大奸慝”。李氏此译，该因袭《史记·秦本纪》：（缪公）“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史记》正义据《左传》云“子车氏之三子”，杜预云“子车，秦大夫也”，而未改同原述。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中的车英，即子车氏之后，忠守嬴秦而被孝公重用。今将通用“子车”径改为 “子舆氏”，有失确切，让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