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新育
■回顾历史，一个新兴国家成为国际经济危机策源地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崛起进程夭折，其结果取决于这个国家是作为国际经济增长中心而成为国际经济危机策源地，还是单纯因为难以承受内外冲击而率先爆发危机。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要应对得当，作为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新兴大国发生一时的经济震荡，反而可能成为展现其经济影响力的契机，典型如19—20世纪的美国。
■今日之中国并不是国际市场震荡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国际经济增长中心。中国政府行动能力本身就相当强，决定了中国更有能力妥善应对当前的一时经济波动。不仅如此，中国政府的改革决心和进展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妥善应对当前经济波动、化危机为契机的几率。
近几个月的中国经济减速和市场震荡是否标志着中国大步“赶超”进程的终结乃至逆转？在各国首都和经济中心，在各国财政部、中央银行、总理府、总统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在主要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在内部会议中，在公开媒体上，这都是一个讨论得相当热烈的话题。一批机构热议世界或将遭遇“中国制造”的衰退风险；美联储9月会议决定暂不加息时对中国经济走势表示关切；更有某些高唱“中国即将崩溃”十几年的人似乎看到了自己预言实现的希望；某些西方媒体刊发文章，断言中国奇迹正在终结，中国进一步“赶超”的希望已经断绝；还有的国家把这当作自己“弯道超车”赶超中国的大好时机，竭力自我兜售。
然而，且不谈中国发生的仅仅是一时的市场波动，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参与者过度反应导致中国“躺枪”；且不谈当前的市场波动源于此前延续近10年的美日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和初级产品周期变动，导致其他主要新兴市场2013年以来就不可避免接连发生巨幅市场震荡，进而不可避免对中国产生一定的金融危机传染冲击，最近的市场震荡追根溯源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是“中国制造”；对一个生气勃勃的新兴大国而言，就算是货真价实的经济金融危机冲击，也未必就能打断这个国家崛起的步伐。回顾美国大国崛起的历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当年的新兴国家、独立后长期被视为欧洲经济殖民地的国家，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侵袭中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最终成为无可争辩的头号超级大国；后起的德国同样是在一次次危机冲击下超越老牌工业化国家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工业大国。
美国正是在一次次“美国制造”
的经济危机侵袭中发展壮大起来
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一场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始于1825年，在当时唯一的全面工业化国家英国爆发，随后波及美国、欧洲大陆和刚刚独立的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到1836年第二场国际性经济危机中，美国就取代英国成为危机引爆国。这一年7月，美国杰克逊政府通令制止在购买国有土地中出现的投机活动，在西部多州引发大面积银行挤兑和破产，一批商业和工业企业随之垮台，随之波及英国，导致1837年英国对美国出口锐减近2/3，一批对美国进口商大量放款的大银行由此陷入债务危机，企业破产数字比1825年猛增64%。
1847年，英国“夺回”危机策源地地位，粮食投机引发了大面积金融危机，进而席卷英国所有主要产业部门，并波及欧洲大陆。到1857年秋，美国成为第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中心。上年秋季在法国、德国冒头的金融危机正是在美国全面升级成为系统性金融危机，成千上万家公司接连倒闭，整个银行系统几乎全面瘫痪。美国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很快就在当时的国际金融中心英国引爆了世界性的系统性金融危机，一批向美国企业大量投资的公司和银行率先垮台，进而蔓延到世界各地的英资企业，从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到亚洲、拉丁美洲，皆未能幸免。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占当时世界工厂工业4/5的英、美、法、德成为重灾区，其中又以美国工业受创最为深重。根据年度材料，美国冶金工业和纺织工业减产约20%—30%，铁路建设减少50%，造船量减少75%。在德国，棉纺织工业生产在1857年减少28%，机械制造和冶金产业也大幅度下降。
在上述历次危机冲击中，美国不仅实体经济部门蒙受重创，也留下了极为糟糕的国际信用记录。在19世纪40年代初的大萧条（“饥饿的40年代”）中，面值1美元的美国州政府债券市价跌落到0.5美元，宾夕法尼亚、密西西比、印第安纳、阿肯色、密西根5个州和佛罗里达整州不能按时付息，一些州组成债务人卡特尔联合废债。直至20世纪90年代，密西西比州仍未偿还150年前的债务；直到现在，当年美国与英国债权人的偿债纠纷仍然余波未尽，当时的英国投资者臭骂美国人是骗子、流氓、忘恩负义之辈，更是不言而喻。1842年，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对美国财政部的代理人怒吼道：“告诉他们你已见到欧洲金融最具权威的人，他要你告诉他们一美元也甭想借到，哪怕是一美元！”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也忍不住在作品中冷嘲热讽地描绘了一场噩梦，梦中吝啬鬼的全部英国资产都成了“可怜的美国证券”。当时的知名牧师悉尼·史密斯因投资宾夕法尼亚公债被套而在《伦敦晨报》上这样严词抨击美国：“对有些国家来说，真应该像对个人一样，要有一个疯人病院……美国是个不能与之缔结契约的国家，因为它一个契约也不遵守。美国的社会生活基础不稳，缺乏守信用的因素，人们宁愿出丑事——不管其多么大，也不愿承担赋税——不管其多么轻。”他写道，在伦敦的宴会上只要一遇到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美国人，他就会感到“上来一股力量，想一把抓住他，请他出去……这样一个家伙，在一席英国人的宴会上，竟然能坐得下来，丝毫不感到他对在场的每个人欠了两三个英镑的债。我简直不能想象这种事。他无权与诚实的人进餐，正如麻风病患者无权与健康人一道吃饭一样。”
为挽回损失，当时英国债权人几乎无所不用其极。1845年，巴林银行与乔治·皮博迪（伦敦知名美籍金融家，华尔街老牌贵族投资银行Kidder Peabody公司奠基者，兼有马里兰州政府特派员身份）共同设立了用于收买官员的基金，甚至拉拢牧师在布道时大力鼓吹契约神圣，著名演说家、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也接受了他们的贿赂，就偿债问题发表演说。巴林家族在马里兰为此花费了1.5万美元。在宾夕法尼亚州，巴林银行如法炮制，通过其代理人塞缪尔·华德组织了一连串“类似禁酒运动那样连续不断”的抗议活动。在英国债权人的支持下，赞成偿还债务的辉格党人在马里兰、宾夕法尼亚州顺利当选，并重新偿还了州政府的债务。
正因为不止一次留下了这般历史记录，曾任肯尼迪总统特别助理的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才如此尖刻地评价美国通过基金组织强烈要求的平衡预算戒律：“至于华盛顿坚持的财政纯洁性，就一个曾以通货膨胀、滥发纸币和向国外投资者出售公债后又以拒绝偿付的办法为自己的开发筹集如此大量资金的美国来说，那或许是最不恰当的废话。如果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准则来支配19世纪时的美国经济，则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势将推迟很长时间。对发展中国家宣扬正统的财政理论，我们有点儿像站在一位老妓女的地位说话，她现在有钱退休了，但却认为，为了公众道德应关闭花街柳巷。”
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国际性经济危机策源地、头号重灾区的这个时期里，美国经济及其国际经济地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美国工业化全面开花，遍及纺织服装、钢铁、机械制造等各个领域。1815—1860年间，美国制造的产品总数增长了大约12倍，其总产值增长8倍，每个美国人得到的工业品数量增长3倍左右。为工业生产提供工作母机的机床工业发展得相当壮大，至迟在1830年代就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工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大大超过英国；19世纪初发明的标准化生产方式和流水生产线在这段时间里得到了大面积推广，令英国来客们叹为观止。1857年秋美国成为第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中心，到1860年，美国制造业产量就已经位居世界第四。在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冲击下，在外国债权人的怒吼臭骂声中，一个昔日的农业国不可阻挡地崛起成为工业大国。
1873年5月9日，维也纳交易所爆发“黑色星期五”危机，股市暴跌，并很快波及欧洲其他交易所和纽约。1873年9月18日，持有巨额北太平洋铁路债券的泽依-库克金融公司破产，以美国为主要震源、德国次之的世界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在这场危机中，美国铁路线增长率连续下降4年；生铁产量从260万吨下降到190万吨；船舶下降约60%；机车下降70%以上；石油产量从5.1亿加仑下降至3.8亿加仑；纺织业生产下降10%；出口下降10%；进口连续下降4年，降幅36%；……危机第一年，美国企业倒闭5000起，整个危机期间共倒闭4.7万起。在德国，生铁产量连续下降3年，降幅18%，车床制造厂开工率在有的年份只有30%。相比之下，在这场危机的前几年，美国和德国工业正在经受剧烈阵痛时，英国的主要产业部门仍然保持了增长势头，直到1878年，美国和德国的危机已经接近尾声，英国才爆发经济危机。
1882年，美国再次成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主要策源地和遭受危机打击最沉重的国家。在这场危机期间，1883—1885年间，美国修筑的铁路线从1880—1882年的4.5万多公里锐减至不足2.2万公里；机车产量从2282台下降至800台，降幅64.9%；煤炭产量下降7.5%；生铁产量下降12.5%；钢产量下降10.7%；石油产量下降28.3%；棉花消费下降15.4%；出口减少13.4%；进口减少22%；……而且，这场主要发源于美国的危机蔓延到了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瑞典、瑞士、挪威、加拿大、巴西、墨西哥、日本、中国、印度、澳大利亚、非洲。
1890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始于德国交易所危机，以美国危机程度最为严重。在这场危机中，率先引爆危机的德国股市下跌两年之久，1890—1891年企业破产1.5万起，铁路建设规模萎缩60%。美国则于1890年、1893年两次爆发剧烈的金融危机，1893年1—8月，工业股票平均市价下跌近一半，1893年一年里有600多家银行和信用机构破产，商业破产案创造了1.5万起的美国历史纪录。在危机期间，美国钢产量下降18%，生铁产量减少28%，路轨和机车产量分别下降47%和70%，1895年铁路建设比1893年减少60%，金属和金属制品价格指数下降44%，纺织品价格指数下降26%。
1907年，美国再次成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策源地。当年3月，美国证券交易所危机引发黑色金属产品价格暴跌，并迅速传染至伦敦、柏林等证券交易所。在这场危机中，美国工业生产降幅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危机，以月度数字计算，钢产量下降近60%，生铁产量下降38%，机车产量下降69%，货车车厢产量减少75%，新建铁路长度缩短46%。危机爆发次年（1908年），新建筑合同减少23%，钢托拉斯所属企业一半以上没有开工，失业率迅速上升，失业人数最多时达到五六百万，为此前历次危机所未见。
在美国一再成为国际性经济危机主要震源的这个时期里，美国经济及其国际经济地位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188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已经跃居世界第一；1884年，美国制造业产值等于英国两倍、欧洲各国总和的一半；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总量等于英、德、法、日四国总和，占全世界1/3以上。至此，美国虽然仍旧是国际投资净债务国，但已经为数年之后转为净债权国、世界最大债权国做好了准备。
1929—1933年，美国再次成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策源地，而且是全球市场体系形成以来迄今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策源地。1929年6月美国工业生产开始下降，10月份美股崩盘，并迅速蔓延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但这场危机之后美国崩溃了吗？没有，美国经济、金融反而在这场危机中真正展现出其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随后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取代英国成为对国际经济、金融及其规则影响最大的国家。
中国有能力妥善应对一时经济波动
所以，回顾历史，一个新兴国家成为国际经济危机策源地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崛起进程夭折，其结果取决于这个国家是作为国际经济增长中心而成为国际经济危机策源地，还是单纯因为难以承受内外冲击而率先爆发危机。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要应对得当，作为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新兴大国发生一时的经济震荡，反而可能成为展现其经济影响力的契机，典型如19—20世纪的美国。在后一种情况下，经济震荡就是单纯的冲击和大幅度的经济社会倒退，如1980年代引爆全球性债务危机的墨西哥，1997年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率先倒下的泰国。
那么，中国属于哪一种？毫无疑问应该属于第一种。之所以如此判断，首先是因为今日之中国并不是国际市场震荡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国际经济增长中心。新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的中国在2014年全球实际GDP中所占份额（16.3%）已经超过了美国（16.1%），该组织预计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接近三成，又远远超过中国在2014年全球实际GDP中所占份额。正因为如此，近期中国市场震荡引发全球市场大动荡虽然是市场参与者过度反应所致，却也无形之中凸显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系统重要性和宏观稳定性相对优势。如同1930年代的美国之于欧洲那样，目前的中国还是美国政府最大的外国债主，这一事实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系统重要性和宏观稳定性相对优势。如果说此前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系统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充分，那么，经过这次震荡，大部分市场参与者已经认识到了。国际知名财经专业电视台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调查显示，截至北京时间8月27日上午9点47分，投票者中最关注美联储者占比45%，而最关注人民银行者占比55%。尽管这可能只是小范围的非正式网上投票调查，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市场参与者们的认识和情绪。在次贷危机中，当危机仅仅局限于美国市场时，资本逃离美元；当危机蔓延到全世界，资本逃向美元；中国也会日渐向这个方向发展。
之所以如此判断，还因为中国政府行动能力本身就相当强，又在近年的反腐败行动中得到进一步增强，决定了中国更有能力妥善应对当前的一时经济波动。多少国家在应对经济冲击、特别是投机性货币攻击之类外来冲击时，不仅行动能力本来就虚弱，猖獗的腐败进一步加剧了其资源的漏损，导致其各类经济政策归于失败。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本来就强大的行动能力又因反腐败而进一步增强，堵塞了许多经济、政策资源的漏损。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长时期经济繁荣的最坏副产品通常是分利集团的孳生壮大，抑制了创新和增长的活力，以至于在历史上有时要通过战争才能摆脱这些分利集团的桎梏。显然，中国近年的反腐败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发挥经济增长潜力开辟了空间。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的改革决心和进展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妥善应对当前经济波动、化危机为契机的几率。当初正是罗斯福的“新政”对大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改革，确保了美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上升趋势没有被这场起源于美国的危机打断，随后才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跃居资本主义世界无可争议的霸主。相比之下，因党派纷争、国会无限期休会，印度旨在统一国内市场的《商品及服务税法案》而无限期搁置，旨在降低非农产业征地成本和难度、降低地主食利阶层不劳而获攫取非农产业发展成果份额的《土地法》修订案于9月1日宣布失效，修订过度僵硬劳动法规的努力遭遇1.5亿人大罢工狙击，……我们不难看到中国政府的改革决心和进展之可贵，看到赋予中国这种自我改革能力的体制之优势，进而看到中国持续大国崛起进程的希望。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