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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贾府粉黛群钗里
    还有当家持业高人
    2015-09-24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潘启雯
      《红楼梦经济学》
      张 麒 著
      海天出版社
      2015年7月出版

      ——读张麒《红楼梦经济学》

      ⊙潘启雯

      

      “读书、饮酒、种花、下棋”是资深媒体人、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张麒的人生四大好。在此“人生四大好”之中,他最喜读书,而《红楼梦》则是他最爱。他从《红楼梦》里“读到和悟到”的却是“一部活生生的清初经济史”。在《红楼梦经济学》中,张麒把《红楼梦》中所披露的众多经济事件、情节条分缕析,细数贾府主人、奴仆以及朝廷和下层民间人们的经济日用、经济交往、生存状态,做实了“《红楼梦》是一部经济大书”的结论。与此同时,他还将贾府作为解剖物,字里行间有机地补出康雍乾三朝的经济史料,据此探寻清代的经济社会发展轨迹,由此开拓了《红楼梦》研究的另一重新境界。这或许远比那个时代所有职业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的数据以及巡抚、道台们干巴巴的“奏折”还要真实可信,还要生动细微。

      

      秦可卿“托梦”期望贾府经济“未雨绸缪”

      在大观园中,真正看透了人生、阅破了尘世的人,当属贾宝玉,他披一件红猩猩斗篷随一秃一跛两位得道仙僧遁世而去,堪称真洒脱和大智慧。从真性情和虚无忘我的角度来说,他是贾府一门众多男儿的翘楚,但这与经济无涉。倒是一帮粉黛群钗,对贾府当家持业的贡献颇大,担当不少,而且见解不凡。贾母、王熙凤、贾探春、秦可卿、宝钗、袭人等是其中的出色者。

      贾母曾坦言,贾府充其量是个“中等人家”。其收入来源有来自祖业的遗留,是为“世荫”。此外,贾府还有朝廷赏赐、公俸收入、田地房产租赋和理财收入等。然而,贾府在鼎盛时,宁、荣二府主仆数百上千,每天的吃、穿、用,要耗费多少物资?折合多少银两?最为致命的是,很多几代为奴的家仆统统作为消费者,并不从事生产和劳作。正所谓“坐吃山空”。长此以往,贾府必然“空心化”。

      “洞明世事”的秦可卿是贾府里忧患意识最为浓厚的女性,临终前“托梦”给贾府中实际的“大管家”王熙凤,提醒她未雨绸缪,广置田地房产,以备贾府在失去皇家恩宠后仍有作为平民的活路。显然,秦可卿的预言和忠告,关乎贾府经济的宏观方向,她看清了贾府经济矛盾的“叠加”,这对王熙凤是有启发和触动的。想必秦可卿的忧患之言不止在某一个人面前,某一个场合提起过。其实在一定范围内,她的此种“宏观之论”早已达成了共识。后来,王熙凤不惜驳了贾政的面子,执意不肯买下冯紫英上门推销的价值两万两银子的奢侈品,而坚持将有限的银子用于将来置些田地等不动产;此外,贾探春在王熙凤生病期间,一度力主推行大观园园林承包等新举措,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贾探春“新政”寄托了曹雪芹的深切希望

      平心而论,王熙凤是看到了宁荣二府的病根,而且一直试图有所改变,但毕竟她是贾府事务管理的中心、重心,事多且繁,她又不懂“黑箱理论”,凡事亲力亲为,管得过于具体,而且面面俱到,有时管得又过于宽泛,往往是忙了这边又忙那边,有心欲除却贾府之弊,其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对贾府的前途有所忧虑和担心,府里脂粉队中不乏其人。

      除了秦可卿,身在幽深的皇宫中的元妃娘娘也于贾母梦中寄言:凡事应作退一步想;行事雍容而沉稳的宝钗也看到了贾府“进的少,出的多”的危机,林黛玉也担心“若不省俭,必致于后手不接”。但这些毕竟只是闺阁女子的坐而论道罢了。积重难返的贾府,亟待出现几位敢于革新、奋而起之的人。

      正当此时,贾府三小姐探春勇敢站了出来。作为有见地、敢作为的贾府当家理财后起之秀,探春智慧的光芒在于其具有朴素的物用价值“经济观”。她兴利除弊,堪称是雷厉风行,见招拆招,可圈可点:其一,减去不合理的例内的开支。其二,对重复领学费等巧立名目的损公肥私行为说“不”。其三,废止涉及众女眷的脂粉头油“福利”。此外,探春还大胆地实施“大观园承包责任制”的经营行为。

      大观园推行承包责任制经营,充分挖掘园林的物用价值,释放人的劳动价值,这是贾探春实施“新政”的重要内容。《红楼梦》自第十三回到第一百回贾探春远嫁,几十个章回里都对她实施的“新政”作了不间断地记述,有些章回还浓墨重彩翔实描写,这在整部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可见曹雪芹对贾探春及其持家理财思想及智慧的推崇。

      按探春的设想,在老嬷嬷当中挑出几个本分老成、能知园圃之事的人,收拾料理大观园。此“新政”有五点好处:第一,园子有专定之人打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平日里,施肥、除草、治虫等事务都由专人去做,避免“临时忙乱”;第二,园内有许多值钱之物,不会一味让人作贱;第三,嬷嬷们可通过经营园子从中得到一些额外收入贴补家用;第四,省去现在外请的花匠、山匠及清扫人员的工费;第五,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初步估算一年能生出四百两银子的收入。

      贾探春的“新政”,寄托了曹雪芹对贾府治家理财新一辈的深切希望。一个“包”字,将集体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大观园的林木土地有了活力;“包”字使奴仆们有了主人般的责任心,也激发了她们的荣誉感。贾探春的这一招,在中国农耕文明时代一次次被用过,但都有反复,总不彻底。因贾府情势转折,探春的“新政”也无疾而终了

      化解贾府“经济危机”的高手还属贾母

      在张麒看来,贾府在抄家之前就已蕴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抄家则是贾府“经济危机”总爆发的导火索,抄家后的贾府确确实实陷入了“经济危机”。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局,贾府上下一片恐慌,连一向干练沉着的“大总管”王熙凤竟也“面如纸灰,合眼躺着”,人们认为她已死去。贾母受了刺激,也晕过去了一阵子。那么,那场巨大的家族经济危机最终得以化解,谁是功臣呢?张麒认为,这都归功于贾母。是她以四两拨千斤的巨大内功,将贾府一干晚辈导入慈航,躲过了几乎难以逾越的灾难。通过人物对比研究,张麒发现,贾母是一个“化解经济危机的高手”,其有五大举措值得大书特书。

      其一,散余资,贾母在弥留之际将几十年积攒下来的私房钱——分配给了儿孙、儿媳及门人,约有二万两银子。这些银子分给各房作为保命钱,对一败涂地的贾府经济,是催化、催发的弥足珍贵的“银根”。

      其二,留下用于自己身后事的银两。此举体现出她不同寻常的经济思维。贾母深知,府中已败,各房存银均无,自己的后事安排势必引起推诿,不可避免地有你多出一些我少出一些之争,这是有碍这个大家族的家风和体统的。同时,即便儿孙们勉强承担了这笔费用,也势必会影响到各房各户日后的生计。

      其三,裁员、放奴。贾府被抄家后,府中花名册上的仆从比最高峰时期少了一大半,但贾母仍要“放奴”。放奴和裁员的“瘦身术”,是度过“经济危机”难关的必做功课。

      其四,交出大观园。大观园既然作为元妃的省亲别院,就是皇家御用,现如今元妃已殁,园中众姑娘和丫环也死的死、嫁的嫁、离的离、散的散,实际上已荒芜冷落,理应移交给朝廷。这既可铲除危机后贾府子孙奢糜安逸的土壤,又不致再蹈“违例使用”的覆辙。至于朝廷不收,那是另一回事了。

      其五,安定人心。面对一片悲切之声和荒芜的家园,贾母对回门的侄孙女史湘云说:“如今这样的日子我也罢了,你们年轻轻儿的还了得?”于是她在被抄家后钱银特别拮据的非常时期,仍破例拿出上百两银子为宝钗过生日,叫来众人照样和先前一样笑一笑,乐一乐,其用意还是为了振作子孙们的精气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提到的洋货,大致分为衣、食、用三大类,约有30余种。如西洋自行船、机械挂钟、金怀表、眼镜、玻璃炕屏、洋布手巾、乌银洋錾自斟壶,十锦珐琅杯,穿衣镜,波斯国的玩器等等,不一而足。曹雪芹描写了如此之多的外国洋货,留给后人诸多宝贵的信息。

      清代尽管有闭关锁国的诸多限制,但洋货仍从隔阻与国外贸易往来的磐石和恶浪中撕开了一个个缺口悄然流入。尽管上自皇帝,下至王公大臣是遏制和封锁洋货的政策制定者,但却又抵挡不住那些散发着异域文化气息的物品的诱惑,成了洋货的追捧者和享用者。只是在当时,底层民众总是在苦苦地不断重复着自己固有自耕自足的生活方式,经年累月,年复一年,不要说“洋货”了,连粮米都难以果腹,土布土衣都穿不周全。显然,打开国门,首先需要打开自己的思想头颅。经济发展的脚步,很多时候是被来自普世价值的“潮流”催动的。漫长的康、雍、乾三朝的遮遮掩掩、零零星星的开放步履和涉外心态,也在贾府的日常用度里得以观照和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