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中国最高决策层连日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表态及陆续推出的具有指标意义的改革开放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预示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蓄积力量，为下个发展周期作关键性布局，致力于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及技术的不断升级，建立一种能使经济保持活力的增长机制。这些深层次改革和关键领域的开放若能取得根本突破，不仅能保证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得到持续有效的激发，避免经济出现非制度性衰退，而且也是稳步提升国际行为空间的基础性保障。

  有评论说，中国正在全力推进改革开放“2.0版”。

  习近平主席日前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表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的决心不可动摇，全球可以期待中国在若干领域出台重大经济改革措施。而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会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就中国政策取向发表了九点意见，并再次重申中国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将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将继续在市场、财税、金融、投融资、价格、对外开放、民生等领域集中推出一些力度大、措施实的改革方案。上述讲话向外界传递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中国经济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下降压力，但即便遇到再大的阻力和困难，中国都不会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走回头路。

  时间再往前推一周，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六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这次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了两项与对外开放相关的政策：《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和《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其中的负面清单制度不仅是对内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进一步对外资开放的重要制度基础。

  而作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首要负责人，李克强总理上周在会见来华出席第七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的英国首席大臣兼财政大臣奥斯本时，表达了中国最高决策层推进金融改革的坚定决心，尤其在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所展现的决心、意志和能力。

  中国最高决策层连日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表态及陆续推出的具有指标意义的改革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预示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蓄积力量，为下一个发展周期的展开作关键性布局。深层次改革和关键领域的开放若能取得根本突破，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机制，亦是稳步提升国际行为空间的基础性保障。

  事实上，无论是备受关注的《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的出台，还是价格机制改革路线图的日渐清晰，乃至更具操作性意义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即将上线运行。每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是极为艰难的啃骨头过程。谁都知道，深层次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来源于仍然强大的地方保护主义，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非合作性博弈。而开放是中国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内生性要求。概言之，当前中国所做的，并不是为了迎合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诉求，而是清理经济发展沉疴，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之举。

  众所周知，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非充要条件。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史上的最佳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首要因素。而由大多数官僚机构把持的经济体制，即使有良好的意图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因为这些官僚机构或者因政治而分心，或者过分热衷于完美的解决方法。但是，世间并不存在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大萧条对世界经济的重创，自由主义经济曾遭到彻底毁灭。纯粹的自由主义几乎没有任何捍卫者，因为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宣称对经济能够做到彻底不干预。因此从那时直到今天，以政府的积极作用作为稳定机制的凯恩斯经济学依然有较强的生命力。但即便是凯恩斯，也坚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不当干预。因此，政府存在的价值，不仅在于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亦是营造良好市场生态的最重要依靠。

  长久以来，世人一直以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说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与出口，但最近三十余年的实践证明，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经济生态是不允许被轻易刺激的。另一方面，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尽管中国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了莫大的可能性和空间，但却很难自动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国内有学者一直倡导的“后发优势”，现在看来，也只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可能条件。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来源于技术的内生性进步与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就真实世界里的表现来说，对市场主体营商禀赋的激活是中国保持持续增长的关键突破口。事实上，被誉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三十多年来并未成为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要推手，倒是实体经济部门在问题丛生的金融体系下实现了高速增长和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所有研究中国经济的人深入考究的问题。其实，从过往三十多年经济增长的构成要素来看，得益于政府对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得到了显著优化，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终于被激发出来，加上FDI的推动，以及在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效率的不断增进，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动力。

  中国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既有增长结构越来越难以支撑中高速发展的要求，而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孕育之中。改革每向前深入一步，都有可能遇到更大阻力，而阻力往往来自于原先的改革支持者和推动者。另一方面，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出现倒挂。不断上升的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如果得不到有效化解，经济发展成果极有可能被某一金融事件引爆之后摧毁。今天的中国经济很脆弱，很难经得起一次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折腾。因此，我们亟须强化中国经济繁荣的动力机制，不仅要致力于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技术的不断升级，更要建立一种能使经济保持活力的增长机制，保证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得到持续有效的激发，以避免经济出现非制度性衰退。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2.0版”改革开放，其战略价值，在于寻找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