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读后

  ⊙陈华文

  大行孝道是修身的基础

  总结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经验和教训的《资治通鉴》成书千年以来，一直都是历朝官员们的枕边书。只是到了今天，《资治通鉴》长达294卷、约300万字的浩繁篇幅，晦涩的文字，拉开了与当代读者的距离。为了人们能便捷地了解《资治通鉴》，理解其中蕴藏着的治国理政智慧，复旦大学副教授姜鹏撰写了《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参照《大学》编排，全书分为“修身”“齐家”“治道”三大部分，从《资治通鉴》中遴选若干个正反两方面的案例，从个人修身立德为起点，逐步扩大到家庭家族的治理，再进而扩展到为政之道，由己及人，由内向外，揭示为善可以致宦通显、青史留名，为恶则导致身亡家破、遗臭万年的历史经验教训。

  《资治通鉴》中关于治国理政的启示，很多学者都做过分析，姜鹏也不例外。但《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围绕一个个富有启发性的故事从修身立德的维度展开探讨，没有漫无边际的议论。领导干部究竟该如何从政？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政者，正也。意思是从政之人，要把一切摆正，公私分明，此乃从政之前提。在此基础上，衍生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价值理念。作为掌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不仅需要具备高超的社会治理能力，还要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并成为百姓效仿的榜样。

  在中国传统社会，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孝道是道德的基础，也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标尺。姜鹏在“修身篇”中举例：北魏时期的山东，齐州长史房景伯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孝子。他不论是在为官前还是为官之后，几十年如一日地悉心照顾母亲。有一次，他把一个不孝之子及其母亲请到家里住了二十多天，进行“情境教育”。此人看到房景伯无微不至照顾母亲之举动，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决心痛改前非。在姜鹏看来，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房景伯在历史上也不是什么高级别的官员，他的故事之所以能被《资治通鉴》收录，充分表明司马光对于孝道的重视。其实这非常容易理解：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孝，谈何对组织、对工作、对朋友的忠心？

  慎独与担当体现道德的境界

  俗语说“君子不欺暗室”，领导干部除了要有孝心，还要有慎独的定力。慎独的内涵极为丰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人在独处之时，能恪守道德与法纪。《资治通鉴》中讲到，东汉时期著名学者杨震在出任荆州刺史时，曾举荐过一个叫王密的故旧。后来王密为了报恩，以十斤黄金表达恩谢。一个意志软弱、没有慎独定力的官员，也许会悄悄收下谢礼。杨震非但不收礼，还严加训斥。王密知耻而后勇，用这些黄金修建了一个名为“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的“四知堂”，以此警示自己与世人。

  官员在众目睽睽之下也许不会作奸犯科，而在没有任何监控的环境中，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或是金玉满匣，或是玉体横陈，是否经得起考验？能或者不能，是区分一个官员品德境界的分界线。《大学衍义》中说君子必须“处幽如显，视独如众”，领导干部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中，都要做到表里如一。司马光之所以把这个故事也收入《资治通鉴》，其实是对于为政者提出了极高的道德标准。

  胸有大局，不计较个人功名得失，这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众所周知，生活在中唐时期的颜真卿，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他的故事收录到《资治通鉴》，却并非因为字写得好，而是因为他具有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颜真卿为人正直，但是遭到朝廷排挤，外贬到河北的平原郡当太守。就在做太守不久，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不少地方官要么闻风而逃，要么加入到叛军的行列。此时的颜真卿，不计朝廷之前嫌，挺身而出，自发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打击叛军。几场大仗下来，颜真卿在百姓中的威信猛增。随后，他还联手北海郡太守贺兰进明一起平叛。而贺兰进明喜欢抢功邀功，爱出风头，可是颜真卿从不计较，凡事以抵抗叛军为重。如果颜真卿是一个私欲极重的人，他根本就不会主动效忠危难中的国家，更不会委屈自己与贺兰进明这样的庸人携手。

  立德应从俭约生活开始

  司马光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和政治家，在他眼中，德才兼备是从政者必须具备的素质。而相比之下，德行比才华更重要。根据这个原则，他把人才分为四等：第一等人是德才兼备的圣人，第二等人是德行很好才华相对弱一些的君子，第三等人是才华突出但德行欠缺的小人。第四等人是无德无才的愚人。他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大意是才华很重要，但为了确保才华被用在正道上，更应该重视德行，让德行统领才华。如今，整个社会都强调创新与才华的重要性，对于人的德行并没有看得那么重了。若德行不好但有才华的人做坏事，那好比如虎添翼，破坏力难以想象。

  作为领导干部，如何提升道德境界？司马光认为要从俭约开始。因为俭约的官员内心坦荡，可以无束地干事创业，施展才干。他在千古名篇《训俭示康》中写道：“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漫长的从政生涯中，司马光始终信奉俭以养德的道理。他做官多年，且晚年官居宰相，但没有给家人留下过多财富。他夫人去世时，他居然拿不出足够的安葬费，只得典卖老家仅有的三顷薄田。司马光作为朝廷的高官，收入相当可观，发财机会天天有，而他对钱财看得淡远，皇帝赏赐给他百万的钱财珍宝，他全部捐出作为办公费用。他长期资助家族中的穷亲戚。《左传》中曾讲：“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想必司马光对此是深信不疑。

  尽管《资治通鉴》把历史上的政治军事事件作为主要的叙述与评论对象，但任何事件都是由人来操控完成的，而道德境界不同的人，产生的后果完全不同。这也是司马光为什么看重官员道德品质的关键原因，并且在《资治通鉴》中反复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就是在《资治通鉴》中采摘思想的精华，这当然绝不是轻松的工作，但在今天有其不凡的意义。

  修身立德是一辈子的事儿。无论是治理国家也好，带领一个工作团队也罢，首先要修身立德，不管时代怎么变，这一点永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