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版)这一过程显著加大了市场理解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政策与市场之间形成了新的隔阂，即便一些政策操作力度很大，也未能起到有效引导市场预期的作用。

  与复杂的公开市场操作相比，“双降”无疑更为市场所理解。当前，GDP增速6.9%，存准率17.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1.5%，贷款为4.75%。对比此前当期GDP增速低于7%时的货币政策环境——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6.2%，存准率16.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2.25%，贷款为5.40%；1999年四季度，GDP增速6%，存准率仅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2.25%，贷款为5.94%——货币政策仍存在进一步宽松的空间。

  存准率进一步下降存在空间较为明确，但基准利率下调问题相对复杂。人民银行已经放开金融机构存款贷利率的管制，利率市场化已经大为推进。当前的基准利率水平虽然低于2009年和1999年，但实际利率水平究竟是否有效下行，却存在疑问。利率市场化必然伴随中央银行通过传统渠道影响市场能力的下降。在通过货币市场引导市场利率走势的新机制有效建立之前，降低基准利率依然是缓解融资贵、实现社会利润部分由金融部门向实体部门转移的政策选项。

  需要更加简明的政策引导市场预期

  好的政策总是简单的政策，是便于大众理解的政策；时局越是艰难、越是复杂，政策越要明确、利于操作。多年一贯的“稳健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表述，已经不足以表明政府稳定经济增长的决心和意志，必须有新的强有力的政策方向表述，必须明示市场，财政和货币政策究竟要干什么。

  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政策，不宜承担过多结构性改革任务，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方面既然有明显的空间，关键时候就要直接拿出来用，不必迂回使用那些复杂的公开市场操作，把问题复杂化。财政政策领域也是一样。进一步扩大支出、提高赤字率的同时，应在收入政策调整方面有大的作为。税制本身就非常复杂，既然决定让利于民、放水养鱼，就应简化税则，便于企业和税务部门操作。如个人收入所得税，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综合计征改革的情况下，不如沿着现有熟悉的路径，先进一步大幅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实实在在地让广大中产阶级尽快感受到改革红利。

  在投融资领域，PPP模式所需要的政府能力、法律环境大大超过现有基础。而平台融资是地方政府熟悉的模式，中央财政规范融资行为、置换平台债务的同时，不能忘了多数平台仍有负债空间；中央财政空间再大，也不可能把所有地方债置换一遍，更不可能包揽地方下一步的融资。可以考虑选择一批债务管理水平较高的地方平台，加强信息披露，由市场公开评级，按照现有成熟的地方债发行模式强力启动债券市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当前和“十三五”前期，政府与市场应就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局面达成新的共识。如果GDP增速能保持在6%至7%、投资收益率预期能降至5%左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能保持在6到7之间，这样的局面应该可以为各方接受。

  我们对未来的期望值越低，越是会有意外之喜；政策出得越少，越显得弥足珍贵；文件越是简单，越是便于执行。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