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强

  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起至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GDP年均增长率达9.7%，堪称世界经济的奇迹。而造就这个奇迹的很重要一个因素，是中国在这期间享受了充足的人口红利。然而到了2004年，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缩减。2012年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2004年以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实际增长速度已高达12%），伴随着人口红利迅速丧失的，是从201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持续减速。更为严峻的是，隐约中经济发展已有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之虞。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什么

  经济学家蔡■在其文集《赢得改革红利》中提出：创造改革红利，用改革红利来替代人口红利、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以此促进中国经济的新发展。

  对于何为“改革红利”，学术界尚无明确的定义，蔡■教授也没有在其著述中做刻意的定义。这似乎是《赢得改革红利》的软肋。然而，透过作者字里行间的论述，读者还是能理解“改革红利”的内涵。（例如在第三十一页等处泛泛地说：有一些制度性障碍阻碍更好地配置资源、更好地挖掘要素供给潜力，消除这些制度障碍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创造新的额外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改革红利）。而这样的内涵，与郝寿义、蒋宁两位学者的定义是很接近的。为此，笔者也引述如下：

  改革的实质是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改革红利是指由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收益。改革是一个由制度均衡到制度不均衡再到制度均衡的过程。当存在制度不均衡时，新制度安排的“获利”机会就会出现。如果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就存在以制度变迁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此时，一项新制度的出现就会将潜在的收益转化为现实的收益，从而形成改革红利。

  至于改革红利的内容范围，蔡教授则从自身熟悉的研究领域出发做了明确的论述。比如：农民工市民化即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力供给；继续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改革国有企业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提高教育水平和培训水平，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贡献；调整生育政策也有利于未来的劳动力供给等。

  中国经济发展的“抓手”在哪里

  为了避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通过出台4万亿投资的政策来“保8”，来刺激需求、发展经济。虽然这有一定的效果，但遗留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产能过剩的问题相当突出。在作者看来，中国不应追求不切实际的“实际增长率”，而应抓住“潜在增长率”来发展中国经济。

  何为潜在增长率？蔡教授认为：潜在增长率是在给定的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的供给条件下，以及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下，所能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率。对此，他在本书中几乎通篇呼吁：只要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就是充分的，因而也就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并且也不会出现产能过剩。那么，通过刺激手段（正如“保8”举措）来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发展经济，是否可行呢？蔡教授分析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不能被超越的，即不应通过一些干预的政策手段去超越；如果政府通过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刺激需求来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会造成诸多的损失。而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每当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刺激政策是为了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就会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使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造成通货膨胀、宏观经济不稳定、产能过剩、保护落后部门和企业等不良后果。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抓手”在哪里？作为贯穿于《赢得改革红利》的论述主线，这个“抓手”就在于通过上述的改革红利，通过正确的政策干预，来改变、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特别是要清除生产要素在企业、部门、产业之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使单位生产要素贡献更多的经济增长。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面对中国日益下降的经济增速，很多读者担心中国也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蔡教授的担心亦不亚于读者。但我们今天毕竟有了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前车之鉴，若能吸取他们的教训，那我们就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在蔡教授看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非是“四部曲”：第一步，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减速；第二步，人们没有意识到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减速，从而采取了错误的干预政策；第三步，收入分配恶化；第四步，矛盾激化，改革陷入僵局。因而，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治本之策在于防止采取了错误的干预政策。很多国家选择了刺激需求而非通过在供给方面改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从而造成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增长方式不能转变、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问题。在阻止中国进入第二步的措施上，改革红利正可以大展拳脚。再更进一步分析，蔡教授认为应该在供给方多创造些改革红利。不过，他并不认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完全适合中国国情，蔡教授的理论探讨与供给学派经济学还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切割。因为他认为需求方的改革也有一定的红利。这方面的红利就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别忘了，蔡教授是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专家，因此他对户籍制度改革红利应用有娴熟的论述。这项改革其实就是让农民工市民化，以此形成新型城镇化。这项改革可立竿见影提高潜在增长率和平衡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改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因素。这项改革一旦实施成功，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就会提高，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也就能像正常市民一样释放出消费能力，需求因素也就随之得到解决。

  一些人说改革总要牺牲一些增长速度，甚至有人说改革是反增长的。虽然当前我国的GDP增长率出现了较大的下降，但蔡教授仍然看好改革红利：改革并不必然抑制经济增长，反而应该成为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新源泉。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就是可以立竿见影带来红利的，即不会对增长造成影响，而且改革红利可以及时得到。在中国经济面临发展岔路口的时候，蔡教授有关改革和增长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如何赢取改革红利，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和论述，极富启迪，有其特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