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深知农民之坚韧，亦深知农民之苦难。他说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的农民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从民主革命开始，他们就万众一心地支持共产党。老解放区农民推着小板车支援前线，一直推到了胜利。”

  2008年，杜润生获得“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终身成就奖”。彼时，农村改革建设虽然已走过了20年，但他仍然在为农民的利益呐喊： “目前，农民作为人民的主体，还是个弱势群体，所以必须加倍关心和爱护。不能使社会上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互相对立，要创造一个和谐社会。”

  ⊙记者 王立三

  10月23日，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原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追悼会举行。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以其百岁之身，究竟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长期以来，杜润生被认为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是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1982年至1986年，他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3年7月，杜润生生于山西太谷县阳邑村，1929年后在太原国民师范和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参加党组织和抗日运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杜润生投身太行山、挺进大别山、参加淮海战役，并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

  出身农家、戎马生涯，让杜润生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着天然的亲密联系。而长期的领导工作，人生几落几起，又让他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

  曾任安徽凤阳县委书记的退休老干部、“三农”专家胡成功谈起杜老，第一句话就是“他是在中央有一席之地、真正为农民鼓呼的人！”

  杜润生讲究工作方法。他在《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里说：“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式，才会引起决定意义的变化，这要靠实践深化。”

  从政府文件角度确定包产到户的合法性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百废待兴。但是，中国的乡村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却是无章可循，连高层领导之间也不是完全意见统一。而在这之前的1955年，因为对农村合作化提出疑问，杜润生被指为“小脚女人”，他当时也真心实意地进行了检讨，尽管如此，被解除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职务的他仍然“心里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

  “时隔20年，我又回到了农口。”1979年初，杜润生从中国科学院调到国家农业委员会工作，任副主任。国家农委是国务院指导农业建设的职能机构，同时兼理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指导各省市农委工作。正是这份工作，让他的思想有了发挥的平台。

  1979年春，当时安徽农村因为强迫命令和瞎指挥、分配大锅饭、生产“大呼隆”导致的贫困问题已经特别严重。万里在安徽任第一书记期间，安徽省早已经试验包产到户，但是包产到户并没有成为主流，反对的声音依然很大，安徽邻省边界甚至有人架起高音喇叭，每天大声高喊，“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在1982年第一个一号文件出台之前，我们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农民自发的创造——包产到户‘合法化’。”杜润生回忆说：“在1979到1982年三年间，中央文件不断出台，1980年的75号文承前启后，肯定了包产到户是一种为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成为群众权利，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

  1981年，杜润生在国务院会议的发言意义深远，他说当时的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疾呼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这年夏天，杜润生率调查组到各省考察，在关于安徽省的报告里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是中国的希望。

  这年冬天，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一号文件。他和团队创造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从政府文件角度确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

  此后包干到户呈燎原之势。事后有人总结，正是农民的“闯一闯”、邓小平的“看一看”，以及杜润生的“试一试”，促成了这次伟大变革。

  关于历史功绩，杜润生自己则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包产到户的做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强力支持，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很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或者被大大推迟，这就会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过去农村工作还搞得不错，首先是有中央的领导，依靠我们这个团队。我不过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人们说你对农业战线有贡献，实际是指大家的贡献，个人还能做好多事？”

  真正尊重农民，农村发展才有希望

  2008年，95岁的杜润生获得了他视若珍宝的一个奖项——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这一奖项是他对中国经济改革具有重大影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的褒奖。杜润生在颁奖典礼上的发言朴实无华：“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

  “不怕吃苦，才有助于接近农民。中国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革命。”他深知农民之坚韧，亦深知农民之苦难。他说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的农民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从民主革命开始，他们就万众一心地支持共产党。老解放区农民推着小板车支援前线，一直推到了胜利。”

  2008年，杜润生还获得“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终身成就奖”。农村改革建设虽然走过了20年，但杜润生仍然为农民的利益呐喊： “目前，农民作为人民的主体，还是个弱势群体，所以必须加倍关心和爱护。不能使社会上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互相对立，要创造一个和谐社会。”

  看到农村的发展，杜润生特别欣慰：“我国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比解放前大有改善，这是肯定无疑的。”欣慰之后便是担忧：“如果不解决三农问题，必将影响国家社会发展和稳定。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解决问题第一步：给农民以最基本权利。他们在尽到公民义务的同时，应享有公民权利，可惜这一点尚未做到。”

  “我们欠农民太多！重新审视‘三农’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说到“三农”问题中的制度建设，他心急如焚：“农业这样一个弱质产业要养活70%的国民人口，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大批农民转业到城市，使中国的农村居民比重由现有的70%降到20%的时候，三农问题也就不是大的问题了。”

  最美不过夕阳红，生命即将走完最后历程之际，百岁老人仍以余晖探讨三农问题：“为此必须破除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实行专门立法，明令废除原有的歧视性法规制度。与此同时，城市的公共服务系统，像规划、绿化、环卫、自来水、电力、电话、有线电视、道路等，都要做出规划延伸到农村，要启动一场新农村建设运动，实现城乡一元化。”

  百岁老人牵挂农民的未来。“截至今天，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诉求。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这些政策实施会遇到阻力，因此应推进民主改革，先办村民自治，进而实行乡政权选举直至县政权民主重建。”

  杜润生觉得真正尊重农民，农村发展才有希望。“我们欠农民太多。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

  另一份遗产：改革之心未泯

  民间学者老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杜老先生的官场起伏过程本身就是很精彩的人生，他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官学机构对中国转型论证作出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而杜老先生一手孵化的主流经济学兴起之后的自我成长过程，及其对今天中国社会的笼罩性意义，还没有看到人进行过认真的剖析，这可能导致对杜老先生对社会转型贡献的评估，远远低于实际。”

  除了穷其一生所倡导的农村改革之外，杜润生的另一份遗产就是：引领青年弟子们脚踏实地，放眼中国，参政制策。当年从“九号院”走出去的青年才俊，很多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他们身处改革一线，他们的决策可能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在经济学界，他的弟子门生也是人才辈出，众多一流的经济学家师承杜润生，一些宏观经济决策多出自这些“经济头脑”。“精神导师”杜润生，在做人和做学问上，都深深地影响着这批人。

  杜润生的改革进取之心，并未随着年龄而消退。90多岁时，他还在疾呼改革，关注领域跨越农村和经济领域，心怀民族未来。他说：“人们思想不统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制度安排，赖以抵制危险的思想风暴，从而任其转化为政治实践。”

  安徽退休老干部胡成功是资深的三农专家，1986年至1990年曾担任凤阳县委书记。胡成功说，杜老一生，高举改革旗帜，培养了一批改革的力量，致力解决三农发展问题。这种既锐意进取又勤勉务实的工作路径，应该总结发扬。

  “中国农民问题，从来就是天大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农民都是以奉献为主，在整个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作出了很大的奉献。杜老心里真正装着农民，想让农民吃饱肚子。”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当年的农村大包干，提高了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时至今日，农村改革仍需继续向前，适应时代的发展。胡成功认为，规模经营、企业化管理，这些更高层次的制度设计将登上历史舞台，这也是对杜老农村改革事业的继承和发扬。

  2015年2月，名为《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继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这一年秋天，曾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杜润生走了。“五个一号文件”，被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史上专有名词传唱不息，而中国农村改革，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