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国金融发展的一般逻辑来看，人民币若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就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开放的成果清单在技术层面上达到了由美欧制定的范式标准。换句话说，这种预期性进步仍是一种被动性适配。我国要在21世纪国际金融大博弈中赢得主导权，既要战略性嵌入既有国际金融体系，更要深耕主动性的战略设计，引导有关参与主体共同培育竞争性的全球金融体系，锻造我国资本和海外华人资本的全球资源配置力。

  □章玉贵

  历史注定，2015年将在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史上留下一记深刻烙印。

  无论是云集了众多欧洲经典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成立，还是央行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以及更加具有战略价值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上线运行，乃至国人热盼的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接近于现实，无不表明，在这个基于定价与交易规则配置全球资源的时代，中国尽管是后来者，但不断增强的学习与创造能力正在获得世界的承认。

  从大国金融发展的一般逻辑来看，当一国在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其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地位一般也相应提升，而作为占据最高端价值链的金融，却是横亘在不少工业化国家面前的一堵高墙。例如，以经济规模而论，日本早在1968年即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其贸易竞争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一度逼得身为超级经济强国的美国喘不过气来。但日本尽管有较为强大的银行业为支撑，强力推进日元的国际化，日元也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精英俱乐部的四种货币之一。不过，时至今日，日元在SDR中的份额仅为9.4%。日元并未真正完成国际化，日元在全球储备与交易体系中的影响力在主要货币中仍敬陪末座。而承载太多使命却先天不足后天羁绊太多的欧元，尽管在SDR中的份额高达37.4%，亦是重要的贸易与投资货币以及不少国家的官方储备货币，但欧元始终无法与美元相提并论，想在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体系中撼动美元的绝对主导地位短期内并不现实。而美国之所以从先进制造业、高附加值贸易到金融业等领域长期稳据价值链最高端，除了拥有最雄厚基础研究能力以及应用型的产业技术能力之外，更是控制着以石油为代表的全球主要资源，而美国对全球技术标准、贸易规则和金融秩序、创意乃至发展范式的掌控，才是最为致命的战略利器。因此，任何对上述技术标准与规制的挑战，都被视作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切割，必然遭致美国产业与金融资本的围追堵截。

  就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与开放而言，如果以2001年我国加入WTO为标志，则过去14年来，我国金融业大体经历了从被动适配到主动性战略设计的初步跨越。具体的时间分割点应该是在2013年7月，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组建为标志。此前的12年，我国金融业主要是因应加入WTO之后的相关改革，着力在国有银行业的股份制改革与上市、资本市场的改革设计、汇率改革和人民币迈向国际化做前期准备。而从改革取得的成果清单来看，最具指标意义的进步，是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以及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的稳步推进。而证券市场改革的相对滞后和配套执行体系的不足，以及银行深层次改革遭遇的阻力，则是我国金融改革进程中的突出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既是我国有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的核心标志，也被有关国际金融资本和舆论视作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全球金融变迁的最大红利。就国内金融改革与开放来说，我国在初步打造出全球性的制造业竞争体系和贸易体系之后，对竞争性的金融体系和高水准的金融监管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而我国能否在即将到来的全球产业分工中掌握主动权，端赖我们是否握有能确保中国国家利益的力量杠杆，而这个杠杆，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作为中国金融资本力象征的人民币。环视当前的国际环境，全身密布金融基因的英国之所以在最近几年热情拥抱人民币，密切配合中国打造人民币全球清算中心，甚至主动配合中国交易商参与全球初级产品定价，说白了，就是希望凭借英国作为全球资格最老的金融强国地位和伦敦难以替代的国际金融桥头堡地位，最大限度分享人民币国际化的海外红利。

  从大国金融发展的一般逻辑来看，倘若人民币在下月被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那就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开放的成果清单在技术层面上达到了由美欧制定的范式标准。换句话说，这种预期性的进步依然是一种被动性适配。当然这也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影响力。

  没有人否认，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是中国的战略目标，而中国为了满足相关主导国的要求，已经在资本项目开放领域采取了相当自由化的措施。时至今日，在资本项目的40项内容中，我国只有5项完全不可自由兑换，主要在证券投资领域，涉及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进行的投资者资质管理和投资额度控制。在具有指标意义的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则基本实现了可自由兑换。但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是，由于开放的步伐超过了相关配套监管措施的进度，使得我国应对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的能力事实上在呈下降趋势。外汇储备在今年前九个月的大幅缩水，即是一个值得高度警觉的信号。

  我国要在21世纪的国际金融大博弈中赢得主导权，既要战略性嵌入既有国际金融体系，更要深耕主动性的战略设计，引导有关参与主体共同培育竞争性的全球金融体系，锻造中国资本和海外华人资本的全球资源配置力。我国日前建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是一项极具战略价值的人民币全球体系建设的基础设施工程，CIPS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业务，其上线运行是实现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的核心环节。不仅连接了我国国内银行间清算和结算体系（CNAPS）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更减少了对由美欧银行主导的SWIFT系统的依赖。

  可以预计，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随着亚投行、金砖银行即将投入正式运营，人民币的国际行为空间将不断扩大。我国也将在主动参与金融公共产品的国际设计和供给的过程中，推动金融业改革开放由被动适配向主动战略设计的切换。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