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战国：一部改革史》

  ⊙涂启智

  现在看来，战国时代就像一个怪胎儿：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士人受到了极大优待；社会急剧动荡不安，思想恰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学术空前繁荣，道德大面积滑坡。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和黑暗的年代，却是思想文化的黄金岁月。顾伯冲先生以他生动而富有张力的笔触，揭开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的神秘面纱。或许正是这种匪夷所思而又耐人寻味的悖论，方才拉开惊心动魄大改革的序幕，并且成为历史变革的土壤。

  顾先生用精练贴切而又犀利幽默的语言，分别为战国七雄的改革画像。魏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变法中很多顶层设计影响了整个战国时期的变革运动，甚至在此后许多世纪，人们依然生活在它创造的某些制度中。可惜，魏国最后在“老人干政”中熄灭了。韩国变法不按规则出牌，以“术治权谋”治国，这场变法闹剧“很江湖”。齐国变法好像一个人久病之后突然爬起来练气功以求强身健体，由于先天不足，只是蜻蜓点水，难以昂首阔步，但内容“很政治”。赵国变法寓军事改革于移风易俗之中，尽管始终没有过像样的政治、经济上的变法，但“胡服骑射”倒是“很爷们”。在战国七雄中，楚国变法时间最短、力度最小、深度最浅，虽然取得过一时的成效，但从头到尾都未形成真正的变法运动，并且这个“半拉子工程”的休止符画得“很血腥”。燕国变法除了乐毅在时显赫了一把之外，并无其他任何出彩之处，但之前玩的一件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大事——仿效圣王古制禅让国君之位，倒是“很搞笑”。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不是最早，也不是最晚，但最彻底、最坚决、最全面。并且坚持了下来，对当时秦国的武力崛起，乃至多年后嬴政一统天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商鞅生前死后，对秦国始终都“很给力”。

  战国变法的动力竟然来源于战争，内忧外患乃至于国破家亡的现实威胁，直接推动着各国君王先后走上了变法道路。战争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也往往让民族、国家绝处逢生。异常残酷的战争使春秋时期数以百计的国家到后期仅剩下大小20多个的事实，迫使列国君王们陷入了反思，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调整治国理政的政策，实现富国强兵。变法则强，不变则弱，形成对“变法必要性”的空前认识。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且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自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魏文侯改革起，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变法之风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其中既有难能可贵的成功之例，更多的是黯然退场的失败之例，成功光彩夺目，教训发人深省。战国的变法者无不显示了过人的见识。李悝就是因为洞悉到人性、环境与诉求的复杂性，才想到要达到公平，只有制定游戏规则，那就是法。而赵武灵王面对上上下下的反对者，反复辩论，主张衣服器械、法度制令永远应根据需要而“各顺其宜”、“各便其用”，凸显一种师古不泥、虚心学习的与时俱进精神，最终赢得官心、军心和民心。战国变法者无不具有非凡勇气和强烈冒险精神。李悝、吴起、商鞅们都向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世袭爵禄的奴隶主贵族发起挑战，吴起在魏国变法遭受老世族阶层排挤，被迫投奔楚国后，痴心不改，继续变法，最终被旧贵族们用乱箭射死。商鞅在秦国变法，尽管奠定了秦帝国日后一统天下的基石，但他却被旧贵族们扣以“谋反”罪名，以“车裂”处死……

  战国各国的改革，虽为形势所迫，然而从一定程度上依然体现了那些具有雄才大略的君王异乎寻常的包容气魄。世界从来都是多元形态，不同地域皆有独特的文化积淀，有些人面对外来文化呈现夜郎自大唯我独尊心态，而有些人抱持真诚欣赏态度，虚心汲取外来文化为我所用，赵武灵王能放下身架主动接纳异邦文化，实属难得，也给赵国打了一支“强心剂”。战国诸国变法最大教训是，任何单打独斗的政治、经济抑或军事变革，都难以奏效，唯有涉及各个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方能动摇旧势力的根基。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说：“历史孕育了真理，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回望早已淹没于历史烟尘之中的战国改革史，我们今天依然能从中获得诸多教益与启迪。改革需要整体谋划战略，不可偏安一隅小打小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体现了当今中国改革的通盘布局。要减少改革阻力，就须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坚定不移地对各种“派系山头”“说不”，干部队伍建设必须“五湖四海”。建设法治国家，以一套成熟定型的社会制度作保障，改革才不会半途而废。

  历史上，国家最高领导人撒手人寰之时，常常是国家最危险的时刻，阴谋在酝酿、火并随时都会发生。楚国正是因为楚悼王之死，让吴起变法走到尽头，假如有完备制度支撑，不管任何人走上最高领导岗位，都不会朝令夕改，吴起结局想必不会那样悲惨。国家要惜才爱才，为人才创设自由宽松的成长环境，为他们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假如人才外流，不仅是个人的尴尬，更是国家民族的损失。

  战国七雄变法，除秦国以外，其他六国变法之所以昙花一现，致命死结就是没有触动体制，最终败在体制腐败上。秦朝之所以迅速强大又转眼土崩瓦解，是因为高度集权之后，秦始皇缔造了无以复加的维护一家一姓膏脂的极端专制暴政，与民众利益形成尖锐对立。“修修补补难长久”，现今“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改革，就是伤筋动骨触动体制的自我革命，只有触动体制，改革才能成功。应该看到，战国改革或变法是迫不得已的被动变法，而中国当下正在推进的深刻变革，是基于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基础之上的“主动变法”，体现执政党宽阔视野和长远眼光。

  本书作者视野开阔，对历史脉络烂熟于心，将战国变法置于波诡云谲的时代背景之下，深刻揭示了变法的外因动力；论述纵横捭阖，对历史事件做出合乎人性与逻辑的阐释解说，极具感染力与说服力。作者更将史家的求真、学者的严谨以及文学家的生动融为一炉，文字犀利深刻而又鲜活灵动，披阅雄文直觉荡气回肠酣畅淋漓，仿佛三九寒天早晨，吃了一海碗热气腾腾的襄阳牛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