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综述

  编者：2015年10月31日-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联合举办“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共建‘一带一路’中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2015新兴经济体智库峰会。来自国家相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7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以及美国、德国、巴西、印度、土耳其、意大利、比利时、新加坡、泰国、韩国等国的专家代表出席本次论坛。与会专家就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进行了深入讨论。

  □宋雪 蔡文龙

  新兴经济体增长动力仍然比较强劲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新兴经济体尽管难以独善其身，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1.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当前，各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出现了分化。美国原本是金融危机的策源地，但它利用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通过连续几年的量化宽松转嫁了经济危机，目前呈现一花独秀的局面；欧洲尽管实现了货币统一，但是由于财政政策不统一，产生了新的矛盾，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难以自拔；亚洲过去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但是由于内部出现了新的矛盾问题，经济发展的势头正在减弱。

  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指出，从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看，增长乏力、需求疲弱、增长态势分化等问题仍十分突出。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尝试了很多政策，普遍的做法是大量实施QE。这些政策尽管带来了短期的效应，也导致了新的问题。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解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果。目前世界经济仍面临失衡挑战，并且这一不平衡仍在持续：欧洲面临福利制度、社会投资过度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等问题；美国经济尽管开始复苏，但金融业过度发达、制造业发展不足、消费过度、国民储蓄不足等问题仍十分突出，短期内很难改变；日本经济又下滑，安倍经济学未见真正成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只有3.1%，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低1.8个百分点。按照以往经验，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年均增长速度一般高于GDP增长速度2-3个百分点。而根据IMF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1%，WTO预测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将达到2.8%，这已是连续3年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长。这表明，全球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仍面临增长缓慢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转折。次贷危机标志着“危险平衡”的破裂，世界经济进入了大调整期，而且可能比原来预计要长，更加艰难。过去经济危机调整期大概需要5年左右。从现实情况来看，这次危机虽然过去了7年，但恐怕还要再过5年。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

  2.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有较大的增长潜力

  中改院董事局主席、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指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按可比价格计算，仍比去年同期增长6.9%。其中，第一、第二季度增长了7%，第三季度为6.9%。中国经济整体平稳的基本面并没有变，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也没有变。他强调，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10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基础上取得的，是在高基数上实现的增长。目前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5年前的1.5个百分点，相当于10年前的2.6个百分点。

  郑永年认为，横向比较看，中国面临很大困难。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比其他国家状况要好很多。尽管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会起到很好作用，仍会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目前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新兴经济体中分量最重。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产业经济所所长杜传忠认为，正在孕育发生中的新工业革命将对包括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内的全球竞争格局产生重大而深刻影响。互联网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或正在对新兴经济体经济转型的主要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对产业转型升级、经济运行与管理模式、企业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等产生重要影响。这在印度、中国等表现尤为突出。他强调，新产业革命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应对的好，将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并行发展，甚至带领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3.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仍可以发挥引擎作用

  郑新立认为，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如果美国不借助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很难实现繁荣。目前新兴经济体正在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有巨大的需求。同时，也具备了对欠发达国家投资的能力。

  张蕴岭认为，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出现新的变化。二战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开放加快发展，发展中经济体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过去五年发展，仅中印两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量贡献接近45%。中国曾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过去五年贡献了1/3。

  赵晋平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将给沿线发展中国家带来贸易投资增长的重要机遇。按照2012年的水平计算，这个地区贸易占GDP的比重达到35%，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贸易的合作增长出现了新机遇，对稳定这个地区的增长和提振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指出，周边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经过测算，2015-2020年投资需求将达到6.6万亿美元，2015-2025预计将达到14.3万亿美元。长期来看，需求潜力可能更大，蕴藏着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机遇。

  中改院副院长何冬妮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蕴含中欧贸易的巨大需求。预计到2020年，伴随着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会在现有规模上翻一番，新增半个欧盟人口左右、并有一定购买能力的消费群体。这不仅将为中欧合作拓展巨大空间，也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面临挑战

  与会专家认为，新兴经济体想要发挥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需要有效应对目前的一系列挑战。

  1.新兴经济体面临周期性问题与结构性挑战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朗哈默尔认为，目前新兴经济体国家主要面临两大类问题：一是结构性问题，二是周期性挑战。结构性问题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增长效率低下，需要更多资源才能保持同样的增长。第二，增长瓶颈问题，比如环境、制度、资本形成等。第三，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推动型转向消费推动型增长和服务型增长。第四，下一代的利益，经济增长需要考虑后代的利益。

  周期性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问题，长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给新兴市场带来了风险，导致了短期资本大量流出流入；二是汇率问题。1997年金融危机根源是汇率出现了问题；目前汇率已经出现了更大的问题。三是资产泡沫问题，投资项目缺乏商业可持续性。

  从现实情况看，拉丁美洲国家、原材料出口国家如巴西、俄罗斯等面临着周期性问题的挑战；而中国则面临着结构性问题的挑战，推进经济转型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赵晋平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尽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这种格局的演变，恰恰是在全球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并不是理想的演变格局，南北失衡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2.新兴经济体面临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利影响

  张蕴岭认为，多边合作进程是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最大的增长来源。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开放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现在多边进程受阻，局部性自贸区协议成为主流。尽管自贸区是推动开放的，但是这会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美国试图通过打造高标准的伙伴协定创建新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这样的标准不适合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

  郑永年指出，目前美国积极推动的TPP主要针对的是亚太地区，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没有进入TPP。他认为，这个贸易组织是不完善的，也很难持续。TPP很可能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扩大版，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等级化，把经济等级制度化。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TPP，需要高度关注，但不能太乐观。一旦这些国家对美国形成了结构性的依赖，就很难改变。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迪特尔认为，当前，G20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一方面，G20是一个非常好的危机管理机构，但是防止危机的作用不足；另一方面，G20议程多，内容杂，影响了在经济领域的作用。目前美国正在紧缩银根，未来英国、欧盟、日本等国也会仿效。各国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并没有实现全球宏观经济合作。这对新兴经济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释放新兴经济体增长潜力需要政策调整

  与会专家在发言中也提出了释放新兴经济体增长潜力的相关建议。他们认为，不仅需要各国加快政策调整，而且需要新兴经济体加强相互协调。

  1.加快新兴经济体内部宏观政策调整

  朗哈默尔指出，如果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是周期性问题：一是应当结合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二是要依靠价格反馈，更加强调控制资本流进流出；三是应当减少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如果新兴经济体面临结构性问题，他建议：一是不应当采取激进措施，而应当推进渐进式改革；同时加强各部门之间、政府与投资者的相互沟通；二是强化市场信号，而不是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管措施。因为监管者总是滞后于市场；三是留给改革更多时间。政治家总是希望改革很快就可以带来结果，但是解决结构性改革确实需要些时间。

  杜传忠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要加快健全经济转型机制：一是基本目标导向。对于中国而言就是科学发展，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可持续发展 ”作为基本的转型目标导向；二是动力引擎。以基础创新为主，包括组织、管理、商业模式、产业业态等在内的全方位创新；三是体制基础。形成包括市场机制、企业制度与政府调控与监管体制在内的一整套有效的体制机制；四是合理的结构。在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供需结构、技术结构、投资结构等方面形成合理结构；五是政策支撑体系。政府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协同配合。

  2.加强新兴经济体间的战略对接和宏观政策协调

  魏礼群强调，要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和沟通，寻找利益共同点，积极参与多双边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营造有利于国内经济转型发展的外部环境。在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加强与国际宏观调控的协调越来越重要。

  中欧协会主席、意大利电信集团副主席路易吉认为，未来新兴市场应当更加重视数字化的发展：一是发展通讯，中国是通讯大国，这方面可以与其他国家合作；二是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目前中国是机器人最大的市场、互联网最大的市场。应当抓住“工业4.0”和“互联网+”的重要机遇，加强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合作

  赵晋平认为，促增长合作关键是加强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包括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的对接，与印度香料之路的对接，与蒙古草原之路战略的对接，也包括与欧洲融合之路的对接。

  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张建中认为，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中越应该加快海陆经济一体化建设。可以考虑四条路径：一是共同开发和维护南海安全稳定；二是共同参与和创新跨境合作模式；三是共同建设和维护海陆复合生态系统；四是建立海洋资源市场管理-配置-开发共同体。

  3.推进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转型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建议，第一，推进G20机制化。需要尽快务实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实G20的治理机制，例如设立秘书处和G20倡议实施委员会，探索建立G20与IMF等现有国际机构的协调机制，以更有效地发挥G20的作用。第二，积极寻求“一带一路”与TPP、“容克计划”等区域合作机制的有效对接。第三，在新的世界经济平衡形成之前，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仍然不稳定，更需要加强各国各地区经济政策的国际协作，协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郑永年认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已经很难回到最初平衡状态。为此，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巩固现有的体制，另一方面需要考虑改变当前的秩序。无论是美国的TPP，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都是在创造一种新的利益，只有这些新的利益者成长起来后才能改革老的体系。这一过程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中国既要承担区域责任，也要承担经济责任。关键是要结合“一带一路”发展新兴市场，未来最广阔的市场是新兴经济体，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做出很多贡献。

  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巴塔查亚认为，目前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面临诸多挑战，关键是重新设计金融体系，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原有的机构改革慢，需要通过新的机构，比如，让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机构走到前台。通过这些新的机构来改变原有的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结构。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