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眼
中美经济高度相关。美国经济走势如何对中国有很大影响。同样，中国经济趋势如何也为美国高度关注。而今，在中国经济日益重视消费的拉动作用背景下，美国经济却选择了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选择了强化制造业的调整方向。不仅美国如此，其他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等也非常重视制造业、重视出口。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如果片面强调消费的作用，忽视出口、忽视制造业的基础性作用，甚至从唯GDP走向弃GDP，这样的经济能否走稳走远是个问题。
——亚夫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改善成为推动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重要因素。这种结构性改善主要体现在需求结构中，投资、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增强，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以及制造业占GDP比重扭转了持续下滑的势头。
■尽管如此，美国经济的复苏仍是恢复性复苏，结构性调整远未到位。未来美国经济的复苏之路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展望美国GDP未来增速，将维持在2.5%上下的温和水平，低利率货币政策也将持续较长时间。
□赵硕刚
近年来，世界经济虽已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低谷，但复苏之路仍不平坦，时至今日，欧洲、日本经济增长依然乏力，新兴经济体增速仍处于探底阶段。而作为国际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其经济却成为当前全球经济中难得的一抹亮色。今年前三季度美国GDP增速继续保持在2%的温和增长水平，近期公布的10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大幅好于预期，不仅显示美国经济复苏依然稳固，而且显著提升了12月份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在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复苏及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凸显。今年来，作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前三季度我对美出口同比增长6%，远高于出口总额-1.9%的降幅，成为稳定我国出口的重要力量，而且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也升至18%以上，为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时，下半年来美国货币政策调整预期也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加大了国内金融市场风险和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因此，分析美国经济复苏的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展望其经济、货币政策的走势，对于研判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源自结构性改善
1．消费仍是拉动经济的主动力，但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
美国是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二战后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缓慢上升的趋势，消费也成为决定美国经济表现的首要因素。2010-2014年美国经济年均实现2.04%温和增长，私人消费平均拉动美国GDP增长1.3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70%，消费占GDP比重也提升至68.4%。其中，以服务消费回升的拉动最为显著，车辆、娱乐商品等耐用品和食品、服装等非耐用品消费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美国私人消费增长得益于两方面因素：
一是“去杠杆化”完成后私人部门可以将原来用于偿债的部分收入用于消费。目前美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由危机前的100%降至80%左右，偿债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则由13.2%下降至9.9%，达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二是就业形势改善及消费信心恢复使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增强。美国就业市场自2010年开始复苏，目前失业率已降至5%，处于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的与充分就业相一致的5.0-5.2%区间，就业市场供求关系改善推动了薪资的持续增长，劳工部统计的包含工资、福利和奖金的就业成本指数自2013年起开始加速上涨，今年一季度增速最高达到2.8%。
就业改善、房地产价格和股市走高带来的财富效应还增强了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提振了消费者信心并降低了储蓄意愿，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突破了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高位，而美国个人储蓄与实际可支配收入之比值由危机后最高时的11%降至目前的5%。
尽管私人投资占美国GDP的比重不大，但2010-2014年私人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仅次于消费，年均达到1.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53%，显著高于危机前5年17%的平均水平，占GDP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6.5%。
复苏阶段美国私人投资以设备与软件投资和非住房投资为主，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设备老化带来的更新需求。由于前期经济复苏前景不明，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导致老化设备的比例相对较高，设备的平均使用期限一度创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运输设备固定资产平均年限2010年一度达到1995年以来的新高。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基础渐趋稳固，企业预期经济增长将带来稳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推动企业扩大资本性支出，升级老化的技术和基础设施以便提高员工的生产力。据统计，2009-2014年间，美国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工业设备、运输设备和其他设备投资等分别增长了1.2、1.5、4.4和1.4倍。
二是企业盈利改善和美联储低利率政策为企业投资提供了资金支持。经济复苏令美国企业经营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标准普尔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其服务所覆盖的近2000家美国非金融企业持有的现金和短期及长期投资达到1.82万亿美元，相当于这些公司总资产的10%。同时得益于低利率的融资成本，美国商业企业贷款和债券融资显著增长，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规模自2009年的低点回升至2014年22万亿美元的水平。
此外，尽管房地产复苏缓慢制约了住宅投资的增长，2014年仅有5400亿美元，仅相当于危机前最高水平的64%，但非住宅类建设投资伴随服务业及能源、通信等行业商业活动的恢复已基本接近危机前的水平。
2．出口增长推动国际收支赤字收窄，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
长期以来，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是拖累GDP增速的重要因素，也是美国经济失衡以及高消费——低储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的表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出口额从2009年的1.58万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35万亿美元，增长了49%，出口占GDP的比例从10.9％升至去年的14％，创历史新高。尽管这未能扭转美国贸易整体赤字的局面，但逆差由危机前的7000亿美元以上降至2014年的5300亿美元，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也由负转正。
美国出口的增长，一是有赖于美元贬值提升了美国出口的价格竞争力。美国出口与美元汇率有较为明显的负向关系，弱势美元有助于在价格因素上提升美国出口的竞争力。2009-2014年间，受美联储数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美元指数从2009年最高的88下降至2014年年中的79，降幅超过10%，从而有效刺激了美国的出口。
二是得益于出口倍增计划的政策支持。自2010年确立出口倍增的目标后，奥巴马政府设立了“出口促进内阁”和“总统出口委员会”，将促进出口上升为国家战略，并通过“再工业化”提升制造业的出口能力、帮助美国中小企业扩大对外出口、以金融和宣传等帮助美国企业赢得新兴市场、扩大双边与多边贸易谈判以减少贸易壁垒等举措扩大美国出口。
三是页岩气革命刺激了石油产品的出口。得益于石油产品出口快速增长，目前新墨西哥、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和北达科他等主要能源州已实现了五年内出口翻番的目标。
与此增长相伴的是美国出口结构的进一步改善。作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由2009年的1304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2405亿美元。商品贸易中，发电设备、计算机、半导体芯片等资本品和原油、矿产品等中间品出口占据了美国出口的主要部分，二者占商品出口的近70%。其中，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增长较快，占商品出口的比重由2009年最低时的6.5%，上升至目前的10%。页岩气革命也显著缩减了美国的能源国际收支赤字。石油及石油产品月度贸易逆差额由危机前最高时的424亿美元收窄至目前的80亿美元左右。
从出口地域看，尽管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依然是美国出口的主要地区，但由于经济增长缓慢，美国对这些国家出口增长有限，反而是新兴市场对美国出口增长的贡献显著。2009-2014年美国对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出口分别增长了90.7%、42.6%、78.1%和77.9%，同期对欧盟和日本出口仅增长了24.5%和26.1%。
3．服务业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制造业比重下降趋势暂时改观
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长期以来美国产业结构变化呈现服务业比重上升和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趋势。2009-2014年间，这一趋势得到暂时性扭转，服务业和制造业比重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二者占GDP的比重分别维持在78%和12%左右。其中，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生产服务业，即专业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服务业。
生产服务业具有高附加值率、高生产效率和高知识技术密集度等特点，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体现出美国经济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朝高级化方向进一步发展的总体特征，特别是包含了行政服务和管理、法律和设计服务、科学研究以及部分科技行业的专业和商业服务业，该行业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科技公司的发展往往带动相关专业服务业的增长，自2009年以来，硅谷、旧金山湾区等科技发达的大都市区也是商业服务业发展迅速的地区。而金融、保险、房地产及商务服务业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也迅速恢复，占GDP比重恢复至危机前水平。
制造业复苏是本次美国经济复苏的一大亮点。美国最重要的制造业支柱产业为化学产品、计算机及电子产品、食品饮料和烟草、机械制造、汽车产业、加工金属制品六大行业，2013年占整体制造业的比重达到65.5%。而从对GDP增长的实际贡献而言，2009-2013年间制造业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汽车产业、计算机及电子产品两个行业的拉动，仅汽车行业的增加值2009-2013年间就增长了1013亿美元，而整个制造业仅增长了1350亿美元。食品饮料和烟草、石油和煤炭产品、化学产品制造则相比危机前有明显下降。
其中汽车行业的复苏主要得益于：一是低利率货币政策为融资购车提供了有利条件。数据显示北美地区用融资方式购买汽车的比例高达80%，其中信贷方式占34%，融资租赁达46%。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经济复苏、汽车使用年限增加以及近期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下跌，消费者对于汽车的延期消费得以释放。三是海外市场销售增长带动美国汽车及零部件出口攀升，季度出口值从危机后最低时的170亿美元增长至去年四季度的40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亚洲是美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地区。
对美国经济复苏的几个判断和展望
1．美国此轮经济复苏仍是恢复性复苏
判断美国经济复苏进程是否完成可以从供需两方面着眼：一是通过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进程看需求端的改善情况；二是从产出缺口以及就业、工资的变化看生产端的恢复情况。
从资产负债表的修复看，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的动力来源主要是私人部门“去杠杆”和资产负债表修复完成后消费与投资需求的恢复性增长，但从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调整看，这一进程远未结束。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显示，美国第一阶段去杠杆化在2012年时已经接近完成，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私人债务通过违约来完成去杠杆化，而绝大多数违约的损失最终变成了美国的国家债务。因此，第一阶段的去杠杆主要是私人部门的去杠杆，而这是以国家层面的加杠杆为代价的。当前美联储持有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仍处于1.7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在继续上升，2014年达到104.8%。因此，尽管美联储已停止第三轮量化宽松，美国财政赤字也在收窄，但其资产负债表向正常化的回归仍需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产出缺口的弥补看，当前美国经济尽管出现产能利用水平上升，失业率下降以及工资加速增长的迹象，但整体上仍处于向潜在增长水平靠拢的阶段。根据OECD的数据，美国产出缺口自2009年以来持续收窄，但即便到2016年仍将低于潜在增长水平1.63个百分点。而且，美国失业率下降一定程度上源于退出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衡量更广泛失业水平的U6失业率今年8月份仍高达10.3%，仍明显高于危机前8%的水平。当前工资上涨的势头也仍不稳固，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二季度美国平均薪资仅增长0.2%，远低于一季度的0.7%，并创下自198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小增幅。从行业看部分行业的调整也未到位，受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房地产市场从房屋销售、营建支出等指标看仍未恢复至正常水平，建筑业就业人数仅恢复至1998年时的水平。
2．当前美国经济结构出现的变化并未偏离其长期发展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出口比重的回升以及服务业内部高级化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结构自金融危机后出现了趋势性的转变。
首先，美国制造业复苏尚难以表明“再工业化”取得实质性进展。“再工业化”包含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和中低端制造业的回归两个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快速复苏并非源于中低端制造业企业的回归，而是以耐用品制造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增长。
2014年美国食品、服装等非耐用品制造业生产指数仅为93.1，远低于2007年100的水平。而在耐用品制造行业中，美国重点发展的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航空航天设备等先进制造业虽然危机后均实现了一定增长，但对制造业复苏贡献最大的仍是汽车业，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耐用品更新换代需求的释放以及低利率政策的刺激。而且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短暂提高后近年来再次下降，2014年已降至12%。
其次，美国出口比重提升的趋势难以持续。美国出口的核心竞争力仍在服务贸易和高技术产品，从历史数据看二者除在经济危机爆发和复苏初期为负增长外，其余时间均保持增长且相对稳定。其他商品贸易则受汇率和外部市场需求变动的影响较大，在TPP短期内难以产生实质性贸易促进效果、TTIP仍在僵持、美元步入强势周期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出口后续增长可能会相当乏力，实际上美国出口增速自2011年后已持续下降，尤其是今年以来，美国月度出口已连续7个月同比负增长。
再次，以科技创新引领的美国生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仍是美国产业发展的主方向。作为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引擎仍将来自科技创新。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和企业投资意愿的增强，美国创新能力也在恢复，这也将有助于保持专业和商业服务业、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等相关生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继续健康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显示，继2013年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超过国际金融危机前水平后，2014年美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再增长7.1%至6.15万项，创历史新高，居各国之首。而且从研发投入看，目前美国研究和开发投入增速仅为1%左右，远低于危机前3-4%的水平，处于历史上的低位，未来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3．美国经济复苏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尽管美国经济目前已步入持续自主复苏轨道，但未来的复苏之路并不平坦，依然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
首先，财政“去杠杆化”将对经济产生长期性制约。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OB)预测，美国财政赤字在2014-15年下降后，将从2016年再次回升至5560亿美元，占GDP的2.9%，与2014年持平，2020年将进一步升至3.3%。因此未来财政节支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在短暂减轻之后重新加大。同时，由于共和党在去11月国会中期选举后执掌两院，加之2016年总统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政府预算和调高公共债务上限议题激烈博弈，也可能给美国经济再次造成人为财政风险。
其次，零利率政策调整增大金融市场风险。长期的接近于零的超低利率政策刺激了美国金融市场的膨胀。美国证券业及金融市场协会（SIFMA）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中，美国债券市场规模达到39.5万亿美元，跻身全球最大金融市场之列，这一规模是美国股市的1.5倍，其中高收益企业债规模的增长尤为迅速。据彭博社数据，自2009年以来美国垃圾级公司债券规模已经达到2.1万亿美元，是2003年至2008年期间发行规模的2倍多。同时，随着美国国内大型债券基金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的广泛参与也令债券市场波动更容易产生连锁放大的效应。一旦美国低利率环境发生改变，融资成本提升将增大企业信用风险，进而可能波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最后，海外风险上升加大了美国面临的政策困境。尽管美国此轮经济复苏更具内生性，但外部环境依然会对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能否稳固产生重要影响。下半年来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以及出现的金融动荡给全球经济前景蒙上阴影，并一度造成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显著波动。而且，自美国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以来，美国自身的政策调整已经与外部环境的变化间形成负反馈效应，从而加大了美国面临的政策困境。9月份美联储延迟加息的重要考虑之一也是来自外部经济和金融动荡的风险。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判断美国经济将在资产负债表修复带动下的恢复性增长和科技进步带动下的创新性增长推动下延续复苏势头。由于去杠杆进程和产出缺口修复仍未完成，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尚未形成规模，恢复性增长仍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特征，因此美国GDP增速将低于近20多年来3%的平均值，维持在2.5%上下的温和水平。同时，由于经济复苏温和且受到内外风险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美联储即便年内首次加息后也并不意味着持续加息周期的开启，此轮利率正常化进程可能持续较长时间，期间利率调整还可能因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反复。
因此，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经济保持温和复苏以及货币政策的渐进式调整总体将有利于为我国营造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但不排除因短期经济波动或政策调整引发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波动的可能。为此，我国在稳定对美出口的同时也要与美加强政策沟通，积极防范市场波动。此外，我国也应借鉴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高科技产业、生产服务业的经验，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并通过加快自贸网络和标准建设，为TPP协定可能造成的贸易转移效应提前做出准备。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