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中国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动力，必须从供给侧发力，短期要尽快降低融资成本、大规模减税、放松垄断和行政管制，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中期应通过市场化手段，让生产要素从那些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产业，尽快向新供给形成和新供给扩张阶段行业转移，更新供给结构；长期则应该深化供给侧改革，减少对劳动、土地、资金、管理、技术等各生产要素的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开启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周期。

  □ 滕泰

  11月9日，我应邀参加总理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并作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的汇报。之后，中央明确提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等战略指导思想，这与我们三年前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不谋而合”。为什么此时要提出供给侧改革？如何深化供给侧改革？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但是这个过程并不会自发地实现，而是因为“供给老化”、“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等而随时可能中断，只有依靠新供给主义的各项经济政策和改革，才能让经济重新回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过程。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要使中国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动力，必须从供给侧发力，短期要尽快降低融资成本、大规模减税、放松垄断和行政管制，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中期应通过市场化手段，让生产要素从那些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产业，尽快向新供给形成和新供给扩张阶段行业转移，更新供给结构；长期则应该深化供给侧改革，减少对劳动、土地、资金、管理、技术等各生产要素的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开启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周期。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与新供给经济周期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技术和产业的演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

  从供给端和供给结构变化出发，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供给形成阶段：当新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孕育产生，社会旧有供给和需求结构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回升；

  第二阶段，供给扩张阶段：当新供给内容被社会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新供给开发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形成良性促进，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不断提高；

  第三阶段，供给成熟阶段：该阶段的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涌向新供给领域，则供给数量迅猛增加，而需求逐步趋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能力降低，但供给仍然维持惯性增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增速回落；

  第四阶段，供给老化阶段：过剩供给短期难以消化，过剩产业资本沉淀不能退出；老化供给不能创造新的需求，造成总需求持续下降；新的供给力量尚未产生，经济整体将陷入萧条期。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在新供给形成阶段和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不但能够自动创造需求，而且所有产品销售收入最终都会变为要素报酬，而资本、劳动和资源等要素报酬要么转化为消费，要么形成储蓄并转化为投资，形成新的需求。

  然而，一旦一种产业的生产技术普及到一定程度，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形成产能和产量过剩，不但原投入的生产要素报酬不能及时回收，而且大量生产要素无法充分就业，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过程就会中断。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提高，整体运行趋势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就会下降，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整体运行趋势就会向下。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任何一项社会主流技术和主流产业，早晚都会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因此无论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抑或是通过计划手段增加或抑制老供给，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周期和供给老化问题。同样，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有太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的产业，那么无论是刺激需求还是五年计划，都无法改变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反之，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吸收部分过剩产能，但长期可能反而进一步鼓励了过剩产能扩张，可能加剧供需矛盾，阻碍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且削弱经济的自我循环能力。而五年计划或经济史上的产业政策，除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之外也很少有成功的案例。

  在实践中，真正有效应对经济增速下降的办法是，吸引社会资源创造新供给，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经济尽快恢复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为了刺激新供给，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的正确做法是通过“放松供给约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打破生产销售僵局，让市场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快速消化过剩产品，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均衡,并通过要素转移更新供给结构。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仅在宏观上是恢复经济均衡的必然循环，在微观上也一样。比如Iphone手机，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手机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一旦资本、资源、劳动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自然消除，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均衡，而且将开始新的增长。

  总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与需求动态均衡的打破属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阶段性、局部性问题，技术扩散和产业生命周期密不可分。生产过剩是相对的，阶段性和局部的供需矛盾可以随着资源逐步向新产业领域配置而消解。当宏观经济从供给到需求的传导过程遇到阻碍时，既不应当用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比如产业政策去彻底破坏市场机制，也不应当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人为扩大旧产业和旧经济的总需求，而应当通过“放开新产业供给约束、减少新经济供给抑制”的方式，为市场释放新供给创造条件，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终通过经济供给和需求结构的调整，让经济回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恢复“供给与需求的自动平衡机制和最终均衡状态”。

  从减税、降低融资成本到全面放松供给约束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学派就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若干年后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他们的大部分政策主张都是在解除凯恩斯主义留给经济本身的 “供给约束”，比如，税收约束、成本约束、垄断约束、政策管制因素、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约束等。

  1981年里根政府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内容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减免企业税负；（2）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3）放松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4）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事实证明，上述政策从供给的角度入手，刺激了私人部门投资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就业，同时以扩大产出的方式化解了通胀压力，成功地使美国经济实现了复苏。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将上述传统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归纳为放松“供给约束”，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并结合中国经济情况提出“解除供给约束”的具体措施。比如，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垄断，促进市场自由竞争；依托资本市场，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改进资源和基础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有效控制基础成本，等等。

  如同罗斯福新政以后几十年中，总需求管理政策遗留给美国经济大量的“供给约束”一样，中国经济从1996年以来类似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所谓宏观调控，也造成了较严重的“供给约束”，包括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因此，中国只要下决心通过减税、降低社会福利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下转A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