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点击

  ◎《日本经济新闻》11月20日社论

  切实推进跨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整合

  为切实推进亚太地区的经济整合，APEC21个国家和地区应同时平行推进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不断积累合作成果。

  第一种形式是日美等十二个国达成一致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TPP不仅关税撤销率极高，而且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保护等内容，是世界标准的新型贸易和投资规则。尽管美国国会部分议员对合同内容不满要求再次谈判，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十二个国家的政府一致认为没有再次谈判的余地。我们希望各国首脑说服反对派议员，尽早完成国内手续。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表达了加入TPP的意愿。据说泰国和中国台湾也表示了关注。扩大TPP的范围将有助于未来FTAAP的实现。

  第二种形式是中日韩和东盟（ASEAN）、印度等16个国家参加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RCEP本来计划今年底达成，但极为困难。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因操之过急而产生水平较低的贸易自由化。

  第三种形式是ASEAN计划成立的ASEAN经济共同体（AEC）。通过推进区域内的关税撤销和削减，可形成人才、物品和金钱能够自由流动的“单一市场”。这对试图在ASEAN地区内建筑高级供给网络的日本企业而言是重大商机。而且，AEC也将有助于FTAAP的实现。（梁宝卫 编译）

  ◎《独立报》11月19日文章

  巴黎遭袭的经济影响

  巴黎遭遇恐怖袭击是个政治及人道主义事件，但也对经济产生了影响。这不仅是这场暴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如旅行社、酒店和航空业，但还有由欧洲政府和欧洲央行对事件反应所带来的正面影响。巴黎袭击发生后，政府对公共安全建设投入了更多资源。不过，从整体公共支出来看，打击恐怖主义的成本仍是有限的，恐怖袭击对经济的影响也是短期的。2005年7月7日伦敦遇袭后，经济活跃性很快就得到恢复。美国遭受“9·11”恐怖主义袭击后，经济活跃性也仅下降了几个月。也许这次巴黎袭击不同以往，但还未有证据说明这一点。如果要限制欧洲消费者的旅行和其他支出，一定不仅是因为恐怖袭击，而是对未来的恐慌。欧洲经济所要面临的挑战，也不是来自外部的袭击，而是自身内部的经济增长动力。

  巴黎袭击导致欧洲财政政策进一步放松，但这种影响也将是边缘性的。欧元区经济的最大问题是不均衡。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德国已恢复经济活力，法国的恢复是拖延型的，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进展最令人失望。对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人们需要思考的是更宽松的政策能否真正帮助边缘国家，但从政策实施的情况来看，不同国家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

  也许这次巴黎袭击会促使欧洲各国政府重新思考经济政策，能关注本国的年轻人。欧洲经济最令人沮丧的部分是在动用人力资源方面的失败。老龄化的欧洲大陆未能很好地运用其最宝贵的资源——年轻人，这是很浪费的。这点欧洲应向德国学习。

  （作者系《独立报》商业评论员哈米什·麦克雷 贺艳燕 编译）

  ◎《经济学家》11月21日社论

  德国工业能赢得数字化的下半场吗？

  未来，成功的公司将不再是做出最好产品的公司，而是集合了最好数据并通过组合数据来提供最好数据服务的公司。在这场转型中，最大的赢家将是控制了平台的公司。适应这一转型应是所有以制造业为根基的国家的重要议程，对此全球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更迫切、更紧张，因为德国担心数字化会威胁他们的工业领导国地位。德国电信首席执行官就认为，德国已丢失了数字世界上半场战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赢得下半场。实际上，德国公司在数字化技术上仍然领先。但产品和工厂智能化，只是数字化旅程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步骤更为重要，即使用由连接设备产生的数据，并用新商业模式赚钱。不能创造这类收益的公司，将很快丧失竞争力。

  德国机械和制造业巨头已开始认真看待平台。如博世现已提供了物联网来帮助其他公司创造新设备。德国电信也已建立智能家居平台来与苹果和谷歌系统竞争。政府也在倡导并推动工业4.0。幸运的是，德国工业公司比消费公司有更多时间来适应转变。在消费市场，数字新入者能通过互联网效应变成市场主导，越多人使用，收益就越多。但在工业设备市场，变化更缓慢和复杂，现存者的专业性很难复制，也很难替代，更重要的是现存者控制了数据通道。但这不意味着德国制造商可以因此更加释然。

  首先，大互联网公司已成长起来，能管理复杂的生态系统。其次，成功的平台倾向于开放，这意味着他们会鼓励其他公司包括竞争者加入平台。但德国制造商倾向于认为他们能提供所有必需的服务，不喜欢邀请其他人加入平台。第三，平台与数据分享相关。最好的服务是融合从不同渠道获取的信息。但这点在德国非常困难，会遭遇隐私保护的法律障碍和心理障碍，中小企业因担忧将失去对知识产权的控制和竞争优势而不愿分享数据。第四是尽管德国公司不像以前那样等级分明，但仍保持着从上至下的模式，不鼓励冒险。许多雇员也没准备好应对数字化世界。德国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是被当作工程学家来培养，他们更关注技术的精细，这种思维模式对建立可靠性系统有好处，但缺乏软件和数据市场需要的快速反应和冒险精神。现在，德国制造商正在改变，问题在于他们的改变能否足够快。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