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

  ⊙程大庆

  台湾的经济改革也是从农业开始的。上世纪50年代，农民，农村，农业是台湾的头号重大问题。当时陈诚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面对衰弱的经济，他认识到稳定经济恢复生产对安定人心的极端重要性，他认识到农民问题首先是土地，其中的土地租佃最为关键，于是他从减租开始，把土地改革分为三个阶段：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三七五减租”方案使得农民生活立即得到改善，“公地放领”使百万人受惠，“耕者有其田”用公营企业股票及土地债券与地主换地，结束了台湾实行了数百年的租佃制度，农民缴付地价非常踊跃。1953年至1968年，台湾粮食生产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连续16年持续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5.2%。

  土地改革是台湾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型经济改革，是一次成功的社会资源重新分配，也是对私有财产的重视与保障，农业资源转移到工商业上，加速了工商业尤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在高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大机遇、大风险、大挑战、大发展。土地改革使更多农村地主拿到股票后成功转型为工商企业家，农业向工业逐步成功转型形成了一个有一定话语权的富豪阶层，台湾海峡基金会前董事长辜振甫先生就是个非常突出的例子。

  陈诚在台大力推行农业改革，而他启用的尹仲容作为台湾经济改革关键人物则致力三个方面的经济改革：建立“自由贸易制度”取消数量管制和复式汇率；“调整汇率”部分采取有弹性的机动灵活模式，回复价格机能，取消对进口物资不必要的变相补贴，取消对出口物资的变相交税；“鼓励出口”刺激台湾内部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此期间，围绕着经济发展方式，台湾岛内有过三次较大的辩论。第一次是辩论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最能有效地创造财富。结果主张维持计划经济但要求通过保护私营企业产权，并运用政府权力帮助私人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和创新的观点获胜，台湾当局从此接纳了私营企业与市场经济体制，私营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生力军。

  第二次大辩论的主题是要不要放松对外汇贸易的控制？主张迅速将外贸体制自由化，鼓励企业走向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派占了上风，台湾当局的经济政策思维发生了较大转变，台湾经济开始有了较大改观，从“管制”与“安定”到千方百计鼓励生产和外销，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财经体系，改善投资环境，最后促使当局推出了一个涵盖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革新运动，形成了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观念，思路，作风与制度，在工业化，经济化，市场化，国际化上取得了较为完整的共识。

  到1958年底，台湾当局不再关心经济与物价稳定了，而是关心如何加速投资，扩大经济规模。台湾是海岛型的“浅碟经济”，岛内市场有限，唯有发展外向型工业才能使尽快达到振兴目的。加快经济发展是唯一的出路而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增加与扩大投资，要增加与扩大投资必须营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要获得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只有全面改革。围绕这个思想的第三次大辩论使上上下下对经济发展方向和经济政策达成了共识。这三场大辩论对台湾的经济改革以及后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影响。

  上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了较快发展时期，农业和农民的剩余如何起到支援现代财政和台湾工业化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成为现实问题，而官企是经济基础，民企是经济腾飞主角，官企与民企这种二元结构属于非制度金融体制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与国际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非正规金融业的发展是台湾经济能成为亚洲地区新型工业化经济群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特征，台湾经济发展带有浓重的专制性与依赖性，台湾经济曾长期依赖美国，日本（主要是美国），而美国在台湾经济转型中曾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与作用，1951年至1965年，美国向台湾提供了总额24.8亿美元援助，其中19.88亿美元属于经济性质的援助，这其中有45%的资金被用于工业发展，22%的资金被用于基础建设，其余资金被用于农业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本地市场的发展上。把美援用在长期性，基础性的经济建设上，对台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台湾最终成为数十个接受美援的地区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自主创造自己的经济模式，发展自己的经济道路最成功的地区之一。

  自从经济改革后，台湾的农业从自给自足性生产转变为商品性生产，粮食植物，经济作物，园艺相结合的种植业获得了全面发展，农业生产效率很高。台湾的制造业尤其高科技产业的国际分工稳居亚洲首位，对外贸易发展更快。2004年进口额为1679亿美元，而出口达到了1740亿美元，出口大于进口61亿美元。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更出现了强劲的高速增长势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持续超过两位数，年增长率达到10%以上。自那时起，台湾出现了从经济逐步复苏转向经济逐步繁荣，从经济逐步繁荣转向经济逐步稳定发展的态势，从经济增长中速不稳定逐步转向经济增长中速稳定，这种复苏繁荣是一种量的积累，而稳步发展则是质的进步。外贸出口由东方国家（主要是日本）转向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之后又转到东南亚国家，产业结构轻型化特别是相当多的企业出现了大型化国际化的潮流，百亿富豪家族迅猛增加，如霖园企业集团的蔡万霖，光新集团的吴东进，台塑集团的王永庆，和信集团的辜振甫等。

  被认为是台湾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尹仲容，是台湾“民营化，自由化，现代化，国际化”的代言人，他强调改革但他推行的经济政策更强调务实的作风，即在现实环境中有效解决问题，朝着自由化，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方向发展益。在尹仲容、严家淦主持台湾经济改革经济建设时期，先后两次完成国民经济四年经济计划，台湾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快速增长，对外贸易由7亿美元上升到40亿美元并于1970年实现贸易顺差，从1965年至1993年台湾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7%左右，GDP从1952年的20亿美元猛增到2004年的3054亿美元，到1993年台湾商品贸易额达1510亿美元，在世界各地区中排列第十二位。土地，货币，外贸等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促使台湾经济出现了极大发展并迅速赶上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程度。

  在上世纪后期对台湾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个人是孙运璇，他直接参与了台湾在上世纪后半段的台湾经济改革，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当时在二战结束他招募了许多大学生夜以继日地抢修全台湾的电力设备，仅用了五个月时间就修复了台湾近80%的电力设备，打破了日本人的预言，创造了第一个“孙氏奇迹”。在任“经济部”官员时，他主持了“十大建设”，“十二项经济建设”，“六年经建计划”，使岛内经济建设在内外经济困局中继续得以发展，国民收入在1977年至1984年这短短的六年间收入翻了三倍多，国民收入出现两位数增长。这个被誉为台湾经济奇迹的事实，就是第二个“孙氏奇迹”。他还大力推动农村“村村有道路”的政策，推动全岛广建道路，奠定了台湾汽车交通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他大力推动从事高科技研究的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建立，特别是他与李国鼎等人大力促进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设，全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推动经济进一步转型，规划了台湾早期的科技政策，成为台湾科技产业的主要奠基者。台湾当局为加速推动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早在1965年就在台湾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加工出口区——高雄加工出口区，如此一来，台湾经济彻底转向了市场化，自由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