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江

  “东方葵”是我们一代中国人的

  时代图腾

  也许是不约而同，许江的《东方葵》来到上海中华艺术宫的时间，和去年登陆国家博物馆的时间几无二致。时隔一年，《东方葵》在京沪两个最重要的艺术殿堂相继“上映”，成为一北一南两大文化重镇的年度压轴“大片”。

  2011年12月24日，本报曾以《许江——曾经向阳花开》为题发表了整版报道，时隔四年，在许江大型个展《东方葵Ⅱ——来自葵园大地的报告》开幕之前，本报记者赴中华艺术宫展览现场，在这个艺术史中最庞大的油彩葵园世界里，记者与许江展开了两个多小时的对话。追寻那些因葵花而起，跨越时代，属于“东方葵”的时代记忆。

  ⊙记者 李虎 ○编辑 陈羽

  东方葵有着一代人的理想共鸣

  记者在中华艺术宫内的咖啡馆见到许江时，他正在忙着审阅刚刚从印厂送来的画册样册。从纸张的选用、色彩的调和、封面的装帧，许江一丝不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400多页的大画册一页页翻过去后，许江最终说了一声“好”后，又叮嘱了一句：“要再紧凑一些，硬朗一些，就像葵一样，宁折不弯。”

  展厅正中央，是两组数米高、由葵花和莲花组成的《东方葵》群组雕塑，或开或败的花蕊下，是一样笔直与挺拔的花秆。在这之后，是如同机场广告牌一般大小、十四面由“葵”花组成的“重屏”式布局扑面而来，呈现出层峦叠嶂、黄钟大吕般的恢弘气度。瀑布式的倾泻、海浪般的冲击，都在一道道“葵”屏下映照，许江看着如此庞大规模的“葵山葵海”，神情之中似乎能将那些曾经进入他眼中的葵园映照“穿越”回画作面前，尽管许江已经画葵十二年之久，但每次仍然能感到他心中的意犹未尽。

  十二年前，许江在小亚细亚高原与“葵”不期而遇。此后，他陆续遭遇了生命中五个愀然于心的葵园现场，并从这些发生现场中反复自我开启，提炼出葵园绘画的精神内核：从小亚细亚高原的“远望当归”，到内蒙古雪原的“沧桑如醉”，从象山葵园的“重生之炼”到阿尔泰荒原的“群葵即人”，再到嘉兴南北湖的“此在即诗”。在这段持续十二年的生命远旅中，许江从远方回到本土，从俯瞰的天空回到沧桑大地，再回到群葵的家园。十二年来他如农夫般在画布上每日劳作，谱写出一曲葵园深处的精神史诗。

  如果说这五大葵园给了许江的东方葵以横跨天下的土壤，那么许江所经历的土洋两次插队经历，则是东方葵赖以生长的养料。对历史而言，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时间仅仅是白驹过隙，可是对许江以及他同时代的人而言，那却是人生中只有一次不会再来的青春时代。作为精神符号的葵，在那段历史之后永远定格在夏花季节，他们却继续从青年走向壮年，走向人生的后半程。

  “画葵12年，最早和我一起探索小亚细亚葵园的那批年轻教师，都已经成为美术界的骨干；一起共赏葵香的青年记者，也都成了各大媒体的骨干中坚。12年里，不少的人看着《东方葵》长大，如今的《东方葵》，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来说，不再只是一组艺术作品，而成为一代中国美术人的共同记忆。”许江的开场白平和而深远，令人马上就能引人跳出画面追寻历史的记忆。

  “如果说当年我们也曾是绽放的夏花，那么一路走到今天，我们经历了秋葵，经历了老葵，还将面向人生的终点。”许江说道，“我觉得，如果‘梅兰竹菊’代表了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那么‘葵’就应该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时代图腾。”

  葵园下的崇高悲情

  许江的葵与世人见面，始于九年之前。

  2006年，许江携《葵园十二景》首度晋京，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题为“远望”的个展，揭开了他一系列大型展览的帷幕。近十年来,许江带着他的葵，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台北，又从国内到国外。自2011年起，葵园又先后经历了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德国德累斯顿国家博物馆、德国路德维希博物馆等重要机构的一系列国际巡游。2014年，“葵园”系列以“东方葵”为题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受到海内外艺术界同仁的广泛关注。

  这一次，许江带着他的最新作品、带着东方葵的“发生现场”来到上海中华艺术宫，这是葵园系列十二年来一次最大规模的总结性展示，同时也是一份来自葵园大地的视觉报告。

  本次展览中，难能可贵的是展出了许江的大量手稿与水彩画稿。那一摞摞厚厚的手稿，凝聚的是许江对于葵园与自我的不断感悟。而一组组水彩组成的葵花特写，则透露出许江对葵无微不至的观察与思考。

  “我们这一代是作为群体存在的一代人。”许江解释，群体化的一代人既有一种悲剧感，同时又有一种崇高感，葵恰好就是这两种情感交织的显现。

  望着展厅中的巨幅作品，我们慢慢地感受到了这种情感的交织。黄昏中的葵，像是正在背着重负、披着黄昏赶路；或像归家的农人，拖着疲倦的身躯向家园走去。那种众神黄昏的苍茫景象，不是一味的悲凉，而有种命运感，一种集体的归宿感——这是一代人的归宿。

  “‘葵’其实很可怜。”许江动情地表述道，“我曾在两年内目睹同一块葵田里的不同世界，今年浙江台风过后，我专程去看了一下我去年看过的一片葵园。和去年葵园的春色满园不同，今年台风过后的葵园里东倒西歪，一片狼藉。能通过一株株葵的倒下而感受到那场风暴来临时，葵园中的惨烈景象。然而，让我新奇的是，总有一两根挺拔的葵在那里坚守。在那一瞬间，想起我们民族近代以来的重重遭遇，历经磨难，我就觉得葵已经不再是一种农作物，而是我们所有人的肉身。”

  “这只有我们这一代人从心理感受。我的画在展出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是含着眼泪看的展览。”许江动情地说，有人曾给他留言：“一枝葵、两枝葵的残破是残破，一片葵的残破是一个季节，是一代人！”何止那一代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不是一直在不断重复着这崇高的悲情吗？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在《东方葵》问世之前，许江就以作品中气势恢弘的氛围而著称于世。许江喜欢大场面、大题材的创作，他也具有对大场面、大题材作品的高超控制力，这种控制力除了源于场面的宏大和深厚有力的色彩和形体，更多的是由于具有重量感的空间给观者心理上造成的历史知觉，在大跨度的时空建构中隐喻了文明和精神历程中的兴衰，包含一种强烈的悲剧式的视觉震撼力。他的作品有机的融合了传统思维与现代表现方式，那颤动疾飞的笔触，那晦涩深厚的色块，交织成生存与殇逝之间强烈对峙着的战场，在史诗般的激越与悲怆的绝唱中，令观众体验到历史和生命的情殇。

  许江的艺术生涯对于中国收藏界已经不必赘述，学生时代创作的连环画如今被封为藏界经典，上世纪80年代刚毕业时就以《华侨姐妹》在改革之初的中国画坛崭露头角，“85后”他的装置艺术就已经在德国被人熟知。上世纪90年代，他一直在传统与后现代之间搭建属于自己的桥梁，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在那个国人还在排斥与接受“前卫艺术”冲击的年代，许江的作品已经走向时代前沿。

  2002年，许江开始从宏大激越的历史画卷中抽身，回返到一种更加日常、安宁的画境之中。这一时期，吸引许江的大多是那些无名的风景，车窗外一掠而过的树林、高原上无垠的葵园、荒寒僻远的芦荡……无需寻觅，它们在匆忙的行旅中被无数次错过，许江却久久地凝望。那是一种悉心地省察与呵护，仿佛一段走失的生活重新又有了消息，又似乎它恒在于此，原本如常，静静等待着蓦然回溯的目光。于是，在远望中也就有了记忆与遗忘的握手、历史在自然中的显像。

  从《世纪之弈》到《历史的风景》，再到历时十二年专注创作《东方葵》，许江从一位弈者、行者转而成为思者、望者，这些不同是身份滋养着许江作为画家和写作者的自我。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流转不居的忽而凝铸，喧嚣烦扰者渐次沉淀。而这一切变化，皆归因于他对于绘画之所释所思所行。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许江，并不习惯使用更多新的通信方式与电子产品。他几乎不看手机上的新闻、微博与微信。而无论何时都会随身携带的纸以及四支不同颜色的钢笔，则透露出许江重视传统写读工具的偏爱。

  “新时代的节奏越来越快，然而留给人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却越来越少。坚持用笔与自己对话，是难得的慎独。我们以为我们很了解葵了，然而事实上我们只知道迎着太阳转的向日葵盘，葵身后的万般景象却几乎无人知晓。因此，很多事情就像你对向日葵的了解一样：你以为熟悉的，有时其实很陌生。”

  “有人说，艺术作品一般不会重复，也有人问我画葵是否画够了。我的回答是，我还远远没有满足，我每次看到葵花，都能有新的感悟和情感，有时候甚至蓬勃而发。对于葵，我永远有新的表达呼之欲出。如同每年都有新葵生长一般，总会有新的感受。用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感受就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许江如是说。

  媚俗与戏谑不是中国文化的未来

  近年来，随着艺术活动越发丰富，艺术市场的越发活跃，许江一直以多重身份活跃在中国新世纪的艺术世界里。

  作为中国美院院长，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美院的毕业展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对于学生毕业作品的总结，而成为具有时代符号的主题性学术展。艺术评论家杭间曾评价：“在别的学院毕业展，你看到的是作品。而在许江策划的毕业展里，你看到的是人才。”

  2014年，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全国美展油画展在杭州举行，身为中国美协副主席的许江与靳尚谊、詹建俊等国内众多权威一起主持了美展的评选。尽管这次展览中不少许江的学生获奖，成为新生代的优秀画家，但许江依旧告诫他们：“如今的画坛过于温和，激情不足，诗性缺失。我们评委和观众一样，期待大题材大制作。对于年轻画家来说，你们的作品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要将每一张作品当成一条路，执着地走下去。”

  采访的末尾，当记者问道许江身兼如此多的行政与社会职务，在处理如此繁多事务的同时，作品又如此高产是怎样做到的。许江神情中浮现出些许愧疚神情，他惭愧地说，我牺牲了与妻子女儿在一起的时间，才有了《东方葵》系列以及其他作品。如今，也想拿出更多时间来补偿她们。

  尽管自感对家人有所亏欠，但作为代表美术界在习总书记文艺座谈会上发言的美术家，许江其实一直在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他表示，“今天的文艺创作、文化生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尚化、娱乐化、游戏化、商品化的考验。我们并不反对文化游戏性和娱乐功能，事实上，在人类文明中，游戏是一种重要存在。对于人来说，娱乐也是一种正当的需求。但我们要将游戏与戏谑区分开来。在一味娱乐化的潮流中，的确曾经出现了媚俗的戏谑、恶搞的现象。这一现象首先是对严肃文化中的思想性、拯救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嘲讽，其媚俗的动机是对文化传统的彻底的颠覆，同时也是对商品化的赤裸裸的投机。面对这种现象，艺术的创作必须坚守道德的力量，必须坚守人文关怀。尤其当我们面对年轻的一代，这种坚守就更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