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与其说王军的《历史的峡口》勾画了中国现代城市建设快速拓展增容的变迁史，不如说写满了城市发展中激进裹挟冒进的选择、争论、探索和痛苦。

  土地所有权，建设政治化，在中国史上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宗法制社会土地国有，却被大大小小的专制者、当权者攫取私有。处在社会底层的民众虽然时刻在广袤土地上孕育壮硕的农耕文明，但所获者绝大多数都以形形色色的赋税租庸等形式，无条件地交给了统治者。历代农民义军都是应所谓的土地革命的号召而揭竿而起，却从未真正解决土地的特权私有。孙中山提出“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样受到民众普遍响应。封闭在现代化边缘的民众都亟须解决温饱、寻找土地的出路。但在军阀纷争的年代，即便孙中山把土地愿景写进了《建国方略》，却也只能很快成为让王军感叹的“先行者生前未能成功，逝后又遭异化”，“落入厚厚尘埃之中”的结局。

  土地是每个人的生存梦。解决了土地权利与民众需求的实质性问题，方能使其有民主，享民权，得民生。民众只有因为土地解决了生计与教养后代，才能以缴纳财税的形式反哺公共社会，真正完成其作为公民所能体现的权责。王军考量圆明园被焚后中国城市地权改革历程，观照晚清的北京、北洋的北京、民国的南京、新中国的北京市容建设及成都城乡统筹、佛山城镇化建设，尽管他所观察的历史只有150多年，但也如一条包容中国地权革命和城建发展的历史长河，有其走向，而其峡口在何处，留下多少暗示，都值得我们结合世界和国情去理性思索，思索怎样走过“一壁是固有之中国，一壁是所谓进步之西方”的“急流险滩”。

  不论是彼时的都城规划，还是当前的城市化建设，都在历史时刻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都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甚至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另辟南京营建国都，有过一个“百年大梦”，最终在各种规划的争持及其背后党权、军权和人权的较量中破碎。22年后，共产党创建新中国，重择北京做了新的国都规划。而在此时及后来，北京城市改造因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与中央政府行政中心区扩容、转型、升级，又一次次地面临新的规划。梁思成、林徽因、吴晗等建筑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古都北京的保护与变迁，在市容美化和建筑构造上，在历史修缮与现代扩建上，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历史作用。当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政府能接受41名居民的信访，充分体现了对民生地权的尊重。

  而此大度和尊重，理该延续和落实到今天的城市化建设，影响到科学处理遗址保护和现代城建。然而去年北京现存唯一一片金代皇宫遗址，几经辗转，由一家深圳房地产公司购得开发权，在备受争议中变身为具有皇家气质的会所式高端商务办公区。今年南京明故宫皇城西南角一片40万平方米的地块上，一座名叫中航科技城的商业开发项目正在建设，据文物局《南京明故宫》“明代宫城和皇城复原图”表明，此地原名“内宫诸监”。为了商业繁荣，地方政府可临时修改规划，或弃既定规划不顾，力推兜售历史遗产给开发商追求利益最大化，将历史遗迹都拆成残存的历史记忆，把历史的残垣断壁都拆得只剩下一个名字，似成了中国现代城建“未竟的变革和伟大的开拓”。我不反对民间资本进入旧城保护和遗址开发的领域，只要能使文物得到合理保护，公民权在城建中不被损害。政府希望民众踊跃纳税，增加财政收入，按理他们有权利享有政府无偿提供开放历史遗迹的服务，地方政府也有责任保护好由多种财政税收维护的公共社会设施。追逐私人鸿利而损害公众权益，作为公共利益代理执行者的政府就该缓行和叫停。王军五篇长文钩沉历史，不无对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1920年代紫禁城三大殿改国会和拍卖故宫“天字第一号逆产”，及营建南京城蒋介石、孙科、胡汉民长达数年的较量，隐含了痛心和遗憾，遗憾不能依法善待历史遗址，持续性利用土地。

  让王军更遗憾和忧虑的，是新世纪以来日见深重的现代城镇化症候和“大城市病”。加速城乡统筹和现代城镇化，扩大城市发展空间和人口总量，本是社会和国家科学发展的趋势。但在这场大转型中，社会秩序和经济来源经历断裂和重建，很多农村变成高楼群起的城市，农民变成住进高楼的居民，丢弃了原来赖以生存的土地，连解决生计的劳动方式都改了。这样即便因其有了城市的房产要缴纳以不动产税为核心的财政税收，他们却承受不了该承担的公共资源费用之重。这样扩大的城市面积和人口，成了城市发展和公共社会沉重的负担，许多城市面对“增长的必要性”败下阵来，大城市也未能幸免“深陷城市结构与资源环境之困”。我们在体悟王军发出的“中国城镇化的盛世危言”时，也该探源“大城市病”时叩问：城市发展的未来空间在哪里？缓解交通堵塞需要构建怎样的立体交通网？在“水泥森林”控制开发强度、建筑密度，留足绿化、休闲空间，如何改善人居环境？在“千城一面”已成城市通病时，怎样实现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高度融合？这包括了在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如何补合房价收入比、房屋资产化、资源配套性与环境保护、城市泡沫的制度漏洞等诸多问题。

  让城市中的人，享受更多的私有权利的同时，完成更多的公共义务，才能有效实现健康科学的公私利益关系。唯有大力提升城乡规划、开发建设、功能配套、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品质，打造品质城市，让文化融入城市，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民众生活在教育文化氛围、现代商圈网中，为完善公共服务网尽到自己职责。这是现代城市管理者亟须思考和及时实施的现实问题。虽然面对强大的城市形态变化进程，对抗都以妥协结束，以违规建筑减量建设或不幸民众无可奈何的妥协而结束。然这无可奈何的妥协，很多建立在严重损害公私利益、毁灭情感记忆、断裂文化血脉的基础之上，让无数的历史文化遗址和私人合法建筑，在强有力的经济建设车轮下，被碾得粉碎、碾得灭迹、碾得只留下史书记载中的残存印记。若干年后，我们还能记得什么，是否还能记得那日渐衰败的商业广场背后，曾经是我们不该毁坏、不该清除的历史情结和公平正义。

  王军《历史的峡口》中九篇文章，选自其2010—2014年写的系列文章中，单篇却成体系，无论论史还是察今，都很有思想的厚度和力度，称得上是一部关于地权改革与公私利益需求博弈的启示录，关于历史记忆与现代城建此消彼长的警世钟。其所发出的呼声不啻于惊雷，该惊醒城市管理者们不能仅为了城市发展而罔顾地权的深化改革与合理利用，不再把历史遗迹拆得只剩下一点留在史书的名字。我们在书籍、影视中重温斑驳历史的激越长歌、素朴忠诚、儿女情长、金戈铁马，重温犹有况味的铁马清风、战地黄花、柔川夜雪、边关冷月，会因这样那样的历史人物、历史佳话、历史悲壮而振奋、感怀、伤心，那又为何不能让与之相关的一点点故居旧址、名寝残碑，留有一席孤独存在的空间呢？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也该在“历史的峡口”上留下几处残存的风景。

  是书也有不足，行文表述和编辑加工存在些讹误。前言中有句“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事实上，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非中华民国，而是成立于1898年6月12日的菲律宾第一共和国，菲国宣告脱离西班牙独立建国。好景不长，同年爆发美西战争，美军侵菲，至1901年，有华人血统的菲国总统阿奎纳多被俘，立誓效忠美国，第一共和国结束。另有“《战国策》载‘临淄之中7万户’”，引用须按原文，不应将原文中的数字改为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由古印度科学家巴格达创制于公元3世纪，经阿拉伯人传至欧洲，十三四世纪传入中国，而《战国策》经西汉末年的刘向考订整理而成，在公元前六年成卷。此种错误，当是史识的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