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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高质增长构建中国版“福利经济学”
    2015-12-11       来源:上海证券报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瞻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在于快速清理“僵尸企业”的同时,深耕内生性增长模式的培育,即便为此牺牲短期增长速度也是一种优化选择。全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实现微观个体的幸福与国力和财力的同步提高。对微观个体而言,可能并不热情期待GDP总量会增长多少,而是冀望享受基于经济有效增长的福利效应,希冀天蓝、水清、山翠,能够健康生活无忧呼吸。

      □章玉贵

      毋庸置疑,在“十二五”即将收官、“十三五”随之启幕的关键时间档口,即将召开的本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具有承上启下的指标意义。

      对决策层而言,尽管保持经济适度增长依然是第一要务,倘若这个目标无法实现,也就谈不上落实既定发展目标。但是,面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失衡,面对一些“僵尸企业”之于经济生态系统的严重影响,中央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关切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民众对生存发展环境的基础性要求。因此,国务院日前作出决定,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显然,这既是落实中央在供给侧改革的规定动作,也是实现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内生性要求。

      笔者之前曾在多个场合说过,以我国现有的能量,如果我们愿意且觉得有必要,完全可以在未来五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16万亿美元,甚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换在以前,各级各地政府肯定会尽全力来争取做大中国经济的蛋糕,但如今,所有理性的决策者都已经明白,深耕内生性增长模式的培育进而显著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顺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是各级政府施政的关键着力点。为此,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给出了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线图。亦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坚持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好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并提出了促进协调发展的相关路径,例如,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而为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强调必须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至于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径,则提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进而在更高层面上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所谓纲举目张,中央给出的上述发展思路,是最高决策层在总结过去这些年来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站在全局的高度,致力于探索广受认可与尊敬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果,而该模式若能真正实现,将使中国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率先构建基于有效经济增长的“福利经济学”。

      人均GDP为7485美元的中国,如今正处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左半弧,这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阶段的新起点,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尤其在入世红利消退、人口红利耗竭以及产业转移红利消失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找到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战略并切实执行,则经济的脆弱性将日益凸显,即便要保住现有的经济发展成果也会变得殊为不易。而部分领域业已出现的突出矛盾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的倾斜和集中的势头,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不能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以及区域经济发展落差持续扩大的格局,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建立广受认可与尊敬的发展模式。

      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国家,在追求效率和财富增长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拉大和发展不协调是难以避免的。中国曾是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施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确是具有较强的工具价值,收获了快速发展的果实,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也是不争的事实。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5: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按新口径计算的2014年城乡人均居民收入比仍为2.75:1,按老口径计算则为2.92:1。

      另一方面,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尽管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支撑,但由此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与污染十分严重,甚至是触目惊心。尤其在京津冀等核心地带,一些超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尽管已接近发达国家,但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污染给民众身心健康造成的损失,无论是中短期还是长期,都是难以统计的,甚至是无法修复的。今年入冬以来,面对迟迟散不去的雾霾,北京甚至已首次启动雾霾红色预警,包括一系列强制性应急措施则。足见环境局面严重到了何等程度。也正因如此,国务院出台清理“僵尸企业”的时间表显得异常及时。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或许并不在于为了恢复增长活力而启动一系列相关改革,而应当在快速清理“僵尸企业”的同时,深耕内生性增长模式的培育,即便为此牺牲短期增长速度也是一种优化选择。对微观个体而言,可能并不热情期待GDP总量会增长多少,而是冀望经济能够在有效增长的基础上,享受到基于这种增长的福利效应,希冀天蓝、水清、山翠,能够健康生活无忧呼吸。

      无论是需求侧改革还是供给侧改革,本质而言,均应服务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或许只有6%甚至5%,但只要是有效增长,即便再低些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中国要做的,是在尽快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积极提高劳动力与资本积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力求通过产业调整、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提升打造新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所要的是全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实现微观个体的幸福水平与国力和财力的同步提高。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