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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度自独立后已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工业取得一定进展。工业发展也需要农业的支持,而印度落后的农业基础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基数逐渐变成引人注目的问题。尤其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连着有两次季风不准时,粮食产量大跌,引起严重恐慌。
整个五十年代,印度农业有所进步,但步履缓慢,远赶不上人口增速。比如水稻收益的年增长率是2.1%,小麦收益年增长率1.3%,粮食总产量从5500万吨增长到8900万吨。这个增长水平远不能达致尼赫鲁当年制定的“粮食自给”目标。到了六十年代的灾难年份,粮食年产量反而比前些年明显下降,回到7200万吨。好在印度一直能从美国进口粮食,自独立以来,平均每年从美国进口386万吨粮食。1966年和1967年分别进口量1036万吨和867万吨。
在尼赫鲁的经济框架里,资金应优先投入工业。至于涉及亿万人吃饭的农业,应该多使用其他手段来提高,比如土地改革。经过多年实践,印度土地改革只取得很有限的成功。一些地区的柴明达尔等中间人地主制度固然废除了,但并未改变印度农村土地占有的不平等结构,也未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在租佃改革和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立法方面更收效甚微。据经济史家帕金斯的看法,印度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麦亩产量大约与莫卧儿帝国在十六世纪的水平相仿。
尼赫鲁的后继者认识到,印度农业在传统范式里提高产出的潜力已变得很小,需要改变。1965年,当时总理夏斯特里在美国和世界银行的要求下,开始制定新战略即“绿色革命”。1966年,尼赫鲁之女英迪拉·甘地上台,将“绿色革命”战略加以完善并正式开始执行。英迪拉表示,“除非我们在近几年内提高农业产量,实现粮食自给,否则我们就无权说印度是一个自由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大国。”
绿色革命的具体主张是,“选择土地耕种单位面积较大、有灌溉条件的部分地区,全面引进现代农业技术”。措施包括了引进优良种子、培育新品种作物、使用化肥和农药、改进水利灌溉设施等。同时,英迪拉政府也把农业研究院改为自主机构来协调全国农业科研,在21个邦先后建立了农业大学,还制定了扩大农业投资和信贷、财政补贴、吸收外国农业贷款等辅助手段。
过去印度主要依靠增加耕地面积提高总产出,绿色革命则希望通过科学、科技手段来提高单位产量。经过十多年努力,高产粮食种植面积已达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灌溉区域从不到二成增加到三成以上,印度在八十年代初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3000万吨,比低谷时几乎翻了一番。印度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终于有储备粮,有时还成为粮食出口国。1984年,印度政府宣布向非洲干旱灾区捐赠10万吨小麦,这一举动象征性地展示了绿色革命的成就。
从科技角度看,印度绿色革命算是小有成果。然而从总体社会来看,绝大部分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都认为绿色革命可谓一场灾难:它所引致的问题,远比它所解决的要更多。在此之前,印度粮食短缺,但通过国际市场采购也没有导致严重饥荒。在此之后,粮食基本够了,但新出现大量社会问题,解决起来就棘手得多。
从“绿色革命”的基本定义就可看出其“亲富倾向”。单位面积较大、有灌溉条件、优良种子、施用化肥,每项都非常明确地指向富人和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农民。而且这些要素相互关联,高产小麦种子的价格就比传统种子贵得多,还需要大量的水,没有灌溉条件就无法种植。有个七十年代的调查显示,10%的地主或富农占有76%的电动水泵和拖拉机、50%的运输设备和46%的水利设施,他们还占据了62%的国有银行贷款和77%的私有银行贷款,几乎垄断了合作信贷。如此一来,“绿色革命”很大程度上只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收益自然也是如此,与绝大部分穷苦农民无关。
更糟的是,绿色革命基本抹去尼赫鲁土地改革的成绩。大农都知道土地在绿色革命中的经济意义,所以地价猛涨、地租倍增,夺佃现象变得严重。很多大农也借此变成真正的地主。政府为了提高农业产量而对多种农产品的收购、定价做了大量限制,禁止区际贸易、倒买倒卖,严重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此举必然结果就是,一般农民的负债显著上升,不少人只能卖出土地,变作农业工人。农村失业人口大增,大多沦为最贫困者。尼赫鲁当年为与“贫困”作斗争,不惜为发展工业而暂时牺牲农业。绿色革命反其道行之,提高了粮食产量,却也同时增加了贫困率。
位于印度西北的旁遮普、哈里亚纳及北方三个邦在这场革命中表现出众。这三个邦只占印度总面积的4%和总人口的3%,却在政府收购的粮食总量中占到四分之三以上,尤其旁遮普,堪称半壁江山。可是其他农业地区发展缓慢,停滞甚至衰退也屡见不鲜,例如印度人口密集的比哈邦几乎与绿色革命无缘。即使北方邦,也没从这场革命中获得什么实际好处,GDP的年增长率仅为1.2%。
印度还因绿色革命而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旁遮普邦既贡献了一半的粮食供给,也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化肥农药需求。全印度化肥农药有一大半都播撒在这片并不太大的土地上,深入土壤内部。久而久之,土地质量退化,残留农药进入作物。最近的医学研究显示,在旁遮普哺乳妇女的乳汁里,已能检验出严重超出正常水平的农药,这对以后几代印度人的身体伤害难以估量。
英迪拉·甘地被刺身亡后的历任总理不那么积极推动农业发展,转而把目标又钉在“脱贫”上。历史似陷入新的轮回。印度九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崛起,主要靠城市经济。一切证据都倾向于证明,绿色革命实质是一场悲剧。
(作者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上海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