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鑫

  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的症结所在。但在去产能的实际操作中，社会各界却顾虑重重：这产意味着大量企业停工、关闭甚至破产，工人大量失业，社会不稳。对此，我们需要开阔思路：通过保企业间接保就业，远不如通过完善社保、增加人员流动性，直接保就业。

  社会各界对“失业潮”的担心合情合理，却不利于供给侧改革。我国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煤炭和造船等行业。虽然这些行业都非劳动密集型，但其中的工人多数是缺乏高级技术的中年职工。以钢铁行业密集区的河北为例，据河北省有关方面预计，到2017年，全省化解产能过剩涉及54.7万职工，其中钢铁42.6万。不少职工为企业奉献了最美好的年华，此时背负着整个家庭的生活压力，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维护社会稳定上，去产能的过程都不可能忽略这些职工的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很多产能过剩行业呈现出地区聚集的特点，例如，部分城市是因为钢铁、煤炭而兴起，往往整个城市多数劳动力都在这些行业谋生，一旦该行业出了问题，整个城市都陷入困顿，很容易产生群体事件。正因如此，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往往以职工问题为由强行向过剩行业内的企业输血，包括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甚至协调银行给予贷款。

  然而，从长远看，这种通过保企业来保就业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如果企业面临暂时性、周期性的经营困难或资金短缺，政府的救助可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可当下钢铁、水泥、煤炭、电解铝行业面对的是长期性、方向性的问题，政府救助不可能使这些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最终只可能是职工就业包袱越来越重，在某个临界点突然爆发。1998年前后东北三省的国企下岗潮就是政府通过保企业来保就业的最好注脚，整个上世纪90年代国企都因就业原因而得到政府补贴，最终形成人浮于事的“僵尸企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市场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以此形成有效供给、扩张生产可能性曲线。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不破产，如何释放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一系列的生产要素？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难题，很大程度上是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把贷款吸走了。

  保就业需要新思维，与其通过保企业间接保就业，不如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减轻失业的痛苦，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强流动性增加新兴行业的就业。

  从宏观上，行业兴替、资源重配是市场经济常有的事情，失业必然会发生。但只要经济运行良好，不发生类似美国1929年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失业人员中大部分一般都可通过调换行业、搬迁地区、参加培训甚至单纯等待经济回暖而重新找到工作，只是需要一段时间。如这段时间内失业人员缺乏收入来源，个人和家庭就会陷入困境。给失业人员一个过渡期，是社会保障最应该做的事。我国早已建立失业保险制度，在职员工每个月都要支出一定的失业保险。然而，领取失业保险却很难。《社会保险法》中规定的领取失业保险的条件，有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已登记失业并有求职要求的等等。失业者很难拿出明确的材料证明第二、第三条。而且，我国目前失业保险相当低，2013年全国月平均失业金为767.3元，仅为当年全国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4.2 %，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17.9%，这个水平的失业保险显然难以维持失业者的正常生活。失业保险亟待完善。

  由于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很差。改革开放后，长期出现东南沿海地区大量招工，内地工人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到东南沿海找工作。阻碍的主要因素是户籍、暂住证等行政原因，现在，政府正在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行政障碍正在减少，但其他障碍却不断凸显，例如限制大城市人口，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困难及社会保障的区域分割。另外，我国经济长期依赖工业，2013年服务业首次超越工业。同样的经济规模下，服务业能容纳的就业人口比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要多很多。从2010年起，笔者在北京、上海等地随处可看到饭馆、快递招聘服务员的广告，有的招聘广告长年挂在那里。显示出服务业在吸纳就业人员中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更倾向于发展中小城镇和就地城市化，但从劳动人口流动性和服务业发展来看，发展大城市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日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智库重庆论坛上解读“十三五”规划建议时表示，要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十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这或许代表我国城市发展方向的转变。

  供给侧改革必然涉及去产能和企业破产，我们需要从通过保企业来保就业的窠臼中走出来，通过完善社会保险、加强劳动力流动性和调整产业结构等方式解决产能过剩行业中员工的去向问题。财政的资金与其用来保企业，不如用来保民生、促调整。

  （作者系宏观经济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