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2版）“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

  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

  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

  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

  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关于“十三五”及更长一段时期改革的侧重点，我们主要强调五个大的方面，也是结合供给侧五大要素动力源分析形成的一套看法。第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第二，积极审慎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第三，应该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第四，切实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第五，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以上这些，还需要与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融资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结合起来。

  如何在供需政策调控

  的转变过程中取得动态平衡

  首先，我们需要从指导政策的理论层面，打通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这里绝不是相互排斥、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与实际调控对应性的认知仍不够清晰，我们需要在反思与创新基础上把中外所有的实践启示打通，理论联系实际，形成提升经济学水准的认知框架。我们必须承认需求的原生意义，但是人类历史一步一步走来，真正区分出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是供给侧变革。世界和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求人们必须加强对供给侧中复杂变量的分析和认识。人们已有所了解和看重的主要还是美国供给学派给我们的启示，即通过减税激发供给方面的活力，但中国处理供给侧问题要远为开阔、复杂，特别是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而前人讨论不足的制度供给问题：制度供给的同义词就是改革，而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困难重重。中国的供给侧发力，涉及应对打造升级版过程中资源环境矛盾压力的调控，以及走向现代国家治理必须面对与解决的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等相关制度建设的一系列挑战。

  我们认为，应该从人、物的角度打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认识，要把所有经济学的认识成果和我们探讨的包括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认识，提升到需求侧、供给侧打通的经济学框架体系。

  在这样打通的经济理论框架指导下，我们的调控思路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当下的改革，就是要把“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作为政府的哲理。具体表现为，只要经济在可接受运行区间内，政府绝不贸然启动短期刺激方案，这一点非常必要。中国前面两次应对危机有非常多的值得肯定之处，但政府大规模总量强力刺激的同时，客观助长了“政府万能”倾向，更凸显了我们的改革滞后。现在按照全面改革取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只要在可接受的就业水平之上和物价之下，就应让结构调整在市场力量主导下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政府约束自己的作用、推进放权这样的改革，事实上会受到很多阻力与困扰，但坚持这一要领事关全局、事关长远。

  大家都意识到经济运行中矛盾凸显，而化解矛盾特别需要做的是，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结合后，在供给侧区别对待，突出经济手段为主的机制，这个机制要作系统化的创新。一方面，不是绝对的不采取刺激政策，在经济下行曲线较为陡峭时，合理范围内的需求管理措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采取需求侧刺激政策时，一定要特别注重结合供给管理，综合考虑供给侧效果，如我们所倡导的“聪明投资”，即选择性的有效投资，这样就能将供需调控有机结合，更多从供给体系改进方面发力、从而实现动态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变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能够顺利实施，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从而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紧密结合，特别是把理性的供给管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应当特别注重制度供给，在新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得以实质性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来到一个非同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仅仅依靠短中期调控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当及时引入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改革为统领的“新供给管理方略”。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应“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共收疗效。为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突出问题和矛盾，须从微观市场主体（即创业、创新、创造）层面，释放经济社会的潜力和活力，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促进总供需平衡，加快转变增长方式，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扫清道路。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