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已不仅局限于实现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问题，而是必须以敏锐的经济与金融直觉，以及配套的前瞻性经济政策供给，确保能够平稳管理日趋复杂的经济系统。

  □章玉贵

  无论是决策层还是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均深切体会到今年经济与金融走势的复杂性与波动性，以及触发系统性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巨大凶险性。中国经济决策者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驾驭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已不仅局限于实现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问题，而是必须以敏锐的经济与金融直觉，以及配套的前瞻性经济政策供给，确保能够平稳管理日趋复杂的经济系统。

  即将过去的2015年是中国自晋升为超级经济体以来经受内外考验最为复杂且凶险的一年。

  这些考验，不仅表现为由于爆发了破坏性极强的股市巨震而差点触发系统性金融危机，亦表现为由于内外经济与金融政策对撞而导致中国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进而危及中国储备资产安全边际，更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这些年来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系列工具性经济政策的负效应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些负效应的集中表达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管控，极有可能摧毁中国多年来好不容易积累的发展成果。

  在检视2015年的完整经济发展清单时，首先当然要肯定成绩，而且必须充分肯定，因为中国能够在世界排名前五位的主要经济体中保持经济增长的领先地位，能够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超过三分之一的贡献，实属不易。尤其是在提供具有国际标准的金融公共产品（亚投行）方面取得了超预期突破，肯定会在中国经济与金融外交史上写下浓重一笔。而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尽管在有些人看来可能实际意义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大，但在当今依然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格局下，中国能够有效嵌入现有的货币分工体系并在具有指标意义的俱乐部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为人民币最终发展成为可交易金融资产的计价货币乃至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打下了必要基础。至于以高铁和核电为代表的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居于较高地位且通过高水准的市场竞争拿到相当一部分国外订单，说明中国不仅是初级产品、中间品和加工产品的超级供应者，也正在向高附加值产品供应商的角色转变。这个转变，将随着中国原创性技术进步的大面积突破式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整体升级而奠定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最终角色定位。

  另一方面，回顾2015年的中国运行画面，再次证实了真实世界确实未必兑现静态的假定。我想，无论是决策层还是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均深切体会到了今年经济与金融走势的复杂性与波动性，以及触发系统性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巨大凶险性。

  在2014年底和2015年初，不少人尽管对今年的经济运行走势持审慎乐观态度，但没有预料到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发展会出现如此的不确定性。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对经济下行风险的担心，例如，房地产去库存过程引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以及债务负担加重、资本外流和金融市场波动。记得年初时候，不少人还在憧憬“改革牛”的启动对老百姓财产性收入预期的可能增加，以及资本市场活跃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实体经济的支持，但市场主体对金融创新的理解与执行出现了较大偏差乃至扭曲，对高风险积累之后的集中爆发缺乏足够的风险预警与紧急制动。其结果，随着民间融资链条的断裂，随着股票二级市场杠杆资金踩踏性风险的大面积爆发，在极为敏感的传导机制下，将中国金融系统的显性与隐性风险前所未有地暴露出来，若非最高决策层在危急时刻采取断然措施，完全可能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但是中国为之付出的代价一点也不小。其实如果能够有前瞻性的风险评估，是完全可以避免出现如此危急的局面的。现在看来，先前诸多良好愿望的视角性表达，却背离了对经济基本面的理性预期判断。

  笔者曾说过，金融作为基于定价与交易规则的财富分配转化器，本身并不创造剩余价值。而金融创新，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本身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任何层面任何意义上的金融创新，无论多么精妙和完美，本质上，也只是将产业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让渡给金融资本进而创造更大收益预期的一种制度安排或者产品设计。这些年来，美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巨大收益，但美国也已为无休止金融创新付出了代价。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其实已经损害到美国经济体系的核心环节，导致美国被迫加大金融监管和启动救助计划来修复金融系统。但是美国有中国并不具备的国家优势，那就是即便美国的过度金融创新制造了这场百年一遇的大危机，但美国依靠美元本位依然可以对外转嫁危机成本，而中国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至于引起剧烈国际反应的“8·11” 汇改，尽管有遵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人民币加入SDR的适配性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汇率变化的刚性预期，但现在看来，当初在做相关制度设计的时候，显然应该更理性一些。而央行为稳定人民币汇率而大规模干预汇市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消耗了不少外汇储备。当然，中国今年以来在证券市场和汇率市场遭遇的大幅波动，既有中国金融加速开放而相关补位措施不足的原因，亦是国际金融资本有针对性阻击中国金融漏洞的产物。

  如今，中国经济决策者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驾驭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已不仅局限于实现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问题，而是必须以敏锐的经济与金融直觉，以及配套的前瞻性经济政策供给，确保能够平稳管理日趋复杂的经济系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