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玮

  作为成功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国家之一，巴西在2010年成功实现了经济V型触底反弹，全年GDP增幅为7.5%。然而，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风险，巴西央行在今年8月、10月和11月三次果断降息各50个基点，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中降息幅度最大的国家。这意味着巴西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亮丽之后正面临重大考验。

  2003年以后，卢拉政府加大了社会领域的投资，尤其通过一系列政策性扶持，许多低收入家庭的经济状况改善，今年7月人均月收入较2002年7月增长了49.8％；同时，失业率持续下降，从2002年4月的12.5％降至2011年7月的6.0％，这大大推动了私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2010年达到了4.5%，远远超过固定资本形成、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的贡献率。不过，巴西私人消费受国内通胀的影响较为明显。一旦通胀高涨，内需便会受到较大冲击。

  巴西央行快速大幅降息，将推动今年CPI继续呈现加速上扬趋势，有可能突破6.5％。虽然降息有助于增加投资和银行信贷，但通胀加速上扬将进一步抑制经济主引擎私人消费的增长，巴西经济或将陷入更为痛苦的滞胀境地。

  展望2012年，巴西经济面临增长短周期波峰已至，增速放缓迹象明显；通胀压力并未减缓，调控政策陷入两难；全球经济二次探底风险抑制出口增长三大挑战。

  但从中长期看，包括IMF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包括三大评级机构在内的全球评级机构都对巴西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保持信心。据9月IMF最新预测数据，巴西2011年至2015年GDP增速均保持在4.1%左右。但巴西毕竟在过去三十年内是全球陷入危机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其经济金融发展中的内生特征及其所蕴含的中长期风险值得高度警惕，更值得在巴中资企业的关注。

  巴西的二元经济结构十分突出，过度城市化所引发的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巨大。1950年，巴西城市化率为36.2%，而2008年达86%，在58年间提升了49.8个百分点，排名世界第22位。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预测，到2050年，巴西城市化率有望升至93.6%。但自20世纪50年代末巴西经济起飞阶段开始，其城乡差距和国民收入差距呈逐渐扩大趋势。1960年20％最富有者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54％，50％最穷者占有的比例为18％。此后，上述两项指标在1970年分别为62％和15％；1980年为63％和14％；1990年为64％和12％。

  整体来看，1980年至2010年，巴西经济增长波动性相对较大。30年间，巴西实际GDP算术平均增长率为2.81%，最高速度为9.19%，最低速度为-4.4%，样本波动半距为6.765%，表示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为3.46%，远高于同期全球、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1.35%、1.86%和1.61%的波动幅度。期间，巴西爆发过三次金融危机，分别是1982年的债务危机、1999年流动性危机和2002年的债务危机。一国在不到4年内连续发生两次金融危机，这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少见的。从2003年至2010年，巴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年均经济增速4.03％，表示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下降至2.71%，但仍然高于全球和新兴市场平均水平。

  巴西经济运行具有低储蓄、低投资的特点。20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巴西经历了恶性通胀，阻碍了国内居民储蓄意愿的提升，致使总储蓄占GDP比重长期处于低位，推动了政府和国内企业大肆对外举债，最终多次引发债务危机。另外，巴西国内投资环境欠佳和经商难度一直制约着国内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致使其在GDP中的比重较低，2010年底仅为18.4％。近年来，外资大幅流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投资率较低的现状，但如何适度提升国内投资需求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是增强未来巴西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的重要举措。在2011至2016年，巴西将在世界杯和奥运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规模投资，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投资率，但2016年之后，又将可能出现投资率的波动。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政府过分迷恋创造“巴西奇迹”时的进口替代工业模式，没能及时转向东亚大多数国家藉以腾飞的出口导向模式，为巴西工业埋下了隐患，在工业结构调整优化上明显落后，仅在生物能源和新能源汽车方面有所建树。对已有一定基础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符合巴西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抓紧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时机。尤其2005年至今，在铁矿石、石油以及大豆等大宗商品出口的拉动下，巴西出口盈余大幅增加，也拉动和本币大幅升值，从而刺激国内对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需求。但因为工业制成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且国内经商成本较高，致使其工业面临较大困境。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