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章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改革也步入了新阶段，证监会四大基础性制度建设措施罕见地联袂出台，便是典型的例子。有媒体的统计，自郭树清就职证监会主席以来，每四天就有一项政策出台，改革力度有目共睹，相比之下，当前的市场正面回应力度就显得弱多了。

  而从整体的中国改革发展而言，当前也遇到了不少的困惑。一方面，在具体领域的改革有所行动，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关联部门的利益纠纷，所有的改革便陷入停滞状态。因此，不少人士指出需要顶层设计以推动整体改革，最终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顶层制度的设计对于改革的战略方向的确至关重要，不过笔者以为，当下更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改革的政策以及制度都基本上是已具备，但是缺乏广泛的认同，难以落实。

  这也是当前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主要矛盾。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经验，我们建立起了日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这个社会转型以及制度的变迁的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不协调乃至矛盾，也造成了经济社会的诸多摩擦。

  依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但制度稳定同样处于变迁的状态。而对于当代各国的经济发展而言，特定的制度约束有着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型。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持续陷入贫困与发展的矛盾中，主要根源在于有制度约束界定下，大部分机会都对具有再分配性质的活动有利，而对生产性活动不利，这导致了垄断，限制机会而不是扩大机会，这种制度框架下发展起来的组织将会越来越有效率，但极少诱发提高生产力能力的教育投资，这种效率越发使得社会缺乏生产性。

  转型中的中国同样也面临上面所说的一些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存在大量选择性的制度接轨。比如听证制度，本身是个民主的科学立法程序，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往往就变形，成为典型的被听证。

  另外还有资本市场最受诟病的基金收费制度，国际通行的做法，通常是只有基金实现盈利才能收取交易管理费，但是基金制度在引进国内的时候，就选择性地删改了这个前提，使得国内基金公司成为坐收管理费的制度获利者。事实上，在政府管理以及经济、法律各个方面，随处可见制度的选择性失明带来的社会发展失衡问题。成品油价格机制或许是最突出的。

  因此，笔者认定，从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出发，顶层制度设计固然重要，而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相应的制度，对今天的中国更为急迫。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谈经济转型，可大家实际看到的转型都还属于对原有形态的修修补补，还是停留在原有的发展思维上，最明显的例子，是经过30多年的开放，建立起了强大的进出口贸易部门，客观地说，过去是起过很大的作用，只是这是以全国的资源向外贸部门集中的高代价换来的，这个结果一方面使得我国外贸过于强势，影响了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布局，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又限制了劳动者福利待遇的提高。透过外贸，有多少问题需要反思！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曾经提出，一国发展经济，需要四个重要的基本要素：一是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等；二是劳动力资本；三是土地辽阔，土地资源丰富；四是法制、民主、管理等制度资本。而从制度对于推进经济发展方面功效看，通过对1985年到2005年的数据分析的相关实证研究显示，资本与劳动的效率呈现出不一致的走势，劳动力一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资本则是下降的局面。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经济处于起步期，因此这些作用尚不明显，而到90年代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状态，资本的效率呈现下降走势，而1998年后则有所突破，但是整个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明显。而制度对经济产出的作用更简洁地体现在其对劳动和资本的弹性变化上，它进一步缩小了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差距，使得劳动与资本对产出的作用更加均衡。

  因此，制度的落实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是个急需完善的基础，实际上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而言，任何改革最终都要落到制度改革。比如，中国要发展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如何界定政府和法制的作用？如何看待民主化与科学发展？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改革？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即是向法制化、限制政府权力、打破特殊利益集团、反垄断、民主化等方面切实推进，进而从制度上改变政府在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中比例过大的局面，加快推动居民等私人部门收入的增长。

  （作者系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