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传奇学人林毅夫》

  ⊙胡飞雪

  在近30年的中国经济舞台上，林毅夫无疑是个具有重要影响力、发挥了关键积极作用的角色。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成果丰硕，并且这些成果成为全社会的公共产品；二是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策论规划，并成为政府政策目标和工作内容。可以说，林毅夫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与中国30年来在经济发展上成功几乎同步。

  成功不是偶然，成功是对机会的把握和不懈努力。林毅夫的成功人生路，可以概括为：跨越台湾海峡，沟通两岸经贸；跨越语言思想，融合西方市场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跨越多国边界，连接中国与世界。跨越与沟连，构成他成功人生的双核心。

  大多数人都有梦想，但只有少数人具有实现梦想、追求成功的眼光和勇气；大多数人都安于社会安排的舞台、指定的角色，只有少数人能主动选择扮演自己合意的角色。林毅夫就属于这少数人之一。1979年5月的一个夜晚，夜色朦胧，一位名叫林正义的驻金门的上尉连长，望了一眼2300米外的福建厦门海岸，夹着两个篮球，纵身跳进海里，泅水横渡海峡，一夜之间“叛逃”来到大陆，开始了人生的新征程。当年的大陆，文革极“左”的精神枷锁束缚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改革开放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许多人还处于迷茫、观望的心态中，林毅夫的毅然冒险，凸显出了不一般的眼界。他之所以离台登陆，是他认定大陆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大陆才是他施展拳脚实现经邦济世理想的广阔舞台。当然，他离开台岛，并不意味着抛弃台湾，他跨越海峡，实有沟通两岸之宏愿。在北京大学，当他的导师董文俊教授问他为什么要到大陆时，他回答：“台湾回归是早晚的事，那时，既需要懂内地经济的人，又需要懂台湾经济的人，我想成为第一个这样的人。”

  一个人的成与败以及他对社会的影响是好是坏，与他推崇、效法什么样的人有密切关系。在追求成功、献身报国的道路上，有古今两代伟人被林毅夫视为灯塔和标杆，前者是战国时代的李冰父子，后者是开创中国民主共和新历史的孙中山先生。到大陆后，林曾专程去拜访李冰父子墓地，在给表兄的长信中，他说：“基于对历史的癖好，我特地去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但是长城的雄壮、故宫的华丽，并没有在我心里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战国时代，李冰父子在成都所建的都江堰。由于都江堰，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而始建于迄今2000多年，但是它还是在惠及众生。当我站在江边，听那滔滔的江水，真让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为后世子孙万年之幸福，贡献一己之力量，实有愧于此生之叹。”他还说：“一个人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且做的事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此，孙中山之“唯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的呼声在林心中激荡，成为激励林不断前进的动力。

  在台湾的时候，青年林毅夫曾一度认为从军是最光荣的职业：从军虽不是知识青年“报国”的唯一途径，但有什么途径比执干戈以卫社稷更直接的呢？但后来他改变了自我，“军人的理想是马革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转眼间，他就来了个华丽转身：投戈从学，做一个学者。

  在经济学界，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学主要功能是解释经济问题现象，诊断经济机理。那么，作为当今国内屈指可数的顶尖经济学家，林毅夫是如何解释经济问题现象、诊断经济机理的呢？林先生解释过很多经济问题现象，笔者以为，他最见功力、最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经济学解释，是对中国30多年前人民公社农民劳动行为的解释。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关于允不允许农民单干，政界、学界曾有激烈争议、且势如水火。林在其《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中，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分析模型中，认为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为激励低下，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的传统农业经济体制非常低效率。人民公社低效率的病根，在分配环节，即农民无权处置自己的劳动成果，如果分配考虑了公平，效率当不成问题，而劳动监督问题不过是不公平的分配制度的衍生的并发症。当然，林先生对劳动监督问题的研究意义还是巨大的，因为这是以前许多人几乎忽视的问题。当年支持农民单干的理由，不过是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而林则从理论上合乎逻辑地给出了无懈可击的解释。

  有传奇经历的林毅夫，如今桃李满天下，很多人以成为他的学生、听他演讲为荣。的确，他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经济脉搏，对三农、国企、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等事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多数问题都有卓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可行的建议，所以，他对中国经济的解释、对世界经济的评点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一个人再成功，再有影响力，也总难免有缺陷，有不足、不成熟的地方。何况，林先生的许多见解，还需经过更长时间和普世价值的汰洗检验。

  林毅夫对他学术研究很自信，自称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第六代知识分子。他把晚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魏源等人视作第一代，第二代是发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第三代是发动辛亥革命的孙中山，第四代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等人，第五代是创立新中国的毛泽东，以上五代人，经历了向西方学习物质技术、政治制度、文化民主、革命理论的过程，而他这一代只是向西方学习一种研究方法：“西方的理论和经验在我的知识结构中不起决定作用，而现在恰恰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已在世界上创造了奇迹，我们要做的是研究并且提升它为理论。”笔者以为，林对几代知识分子的划分令人耳目一新，而他对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作用的定义，则反映了目前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盲目自信和偏执自负。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成功，源于与世界的无缝对接、交融、竞合，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在理论研究中，再把中国与世界视为两物，恐怕已很不合时宜。而把第六代知识分子在中西合流中的作用，定性为仅是学习一种研究方法，似也有自我降格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