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丹丹 ○编辑 枫林
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一个大型连锁超市门口，刚刚采购完的附近居民被一个年轻人的吆喝声吸引，“投资又理财，收益一十三！”年轻人身后摆着“某某投资公司”的易拉宝，13%的收益率让不少居民驻足，“我们主要投资房地产之类的具体项目，你们把资金拿来，签个合同，一年后就可以拿到本金和收益。甭不信，我们的公司在三元桥，正规经营，大伙儿可以上门办理业务……”
这是近两年快速发展的“影子银行”的一个小小剪影。“影子银行”，顾名思义，游离于市场和政府监管之外的金融活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影子银行”饱受诟病，也引起监管层高度重视和警惕。但是，去年“影子银行”以更多的变种形式出现，快速发展让市场侧目，急速膨胀让人担忧，高额收益又让投资者难以割舍。
界定之争
其实，伴随“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学界、监管层、市场对“影子银行”并没有统一公认的界定。根据IMF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影子银行”指在受到监管的银行体系外的金融中介活动。
近日，银监会高层在银行业年度监管工作会议上明确，不能将社会融资总量中贷款之外的其他融资方式均视为影子银行；并明确强调信托、理财业务处于监管之下，不符合影子银行的特征；明确银行表外业务不属于“影子银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则指出，从金融机构的性质来定义，凡是传统商业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都应该纳入“影子银行”范围。如果从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性质来定义的话，所有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债券及其衍生产品、资产证券化产品、私募基金等都应该纳入“影子银行”业务范围。
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则将我国的“影子银行”概括为三种形式的融资。第一类是银行表外业务，如理财产品；第二类是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小贷公司、财务公司和典当行等；第三类则是民间金融。
他估算，截至2012年年末，理财产品余额将达到7万亿元，民间借贷余额在3万亿元左右。据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12年9月，全行业信托资产规模已经扩张至6.32万亿元，而四季度还将进一步扩张。以这个数据汇总，截至2012年末，我国“影子银行”规模至少为16.32万亿元。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刘利刚的预测与彭文生接近。他预计，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大约为15-17万亿元，是正规银行体系的12%-13%，是GDP规模的三分之一。
这样的规模无疑是庞大的，而且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影子银行”还会进一步扩张。但是向松祚指出，目前我国银行总资产接近130万亿，贷款接近70万亿，居民储蓄存款近40万亿，与此相比，“影子银行”的总体规模仍然有限，发展空间依然巨大。
风险之析
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的风险毋庸置疑，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其对正规金融体系的冲击就可见一斑。去年年末，华夏银行理财经理私售理财产品的闹剧更引发市场重新审视“影子银行”的风险。
彭文生指出，“影子银行”成为“影子”的两个特征导致其面临比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更大的风险。首先，“影子银行”受到的监管较弱，杠杆率比一般商业银行要高得多。其次，“影子银行”体系在出现流动性困难时，缺乏从央行获得流动性的直接机制，因此其没有最后贷款人，处置系统风险的机制不健全。也就是说，一方面因为缺乏监管而过度累积风险，另一方面又缺乏应对风险的保障机制，因此“影子银行”成为金融体系中最脆弱的一个环节。
“由于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各种联系，‘影子银行’体系中出现的金融风险也会被传导至正规银行体系，从而导致了风险的传染，并增加了系统性风险。”刘利刚认为“影子银行”的存在会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威胁。
当然，也有冷静的声音指出，不可夸大“影子银行”的风险。
交行金研中心就指出，从广义理解看，“影子银行”是一个相对宽泛的中性指称，与社会融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各类“影子银行”的风险及作用宜做具体分析和仔细甄别。同时，与欧美发达市场相比，目前我国各类“影子银行”业务风险可控程度相对较高。
央行调统司副司长徐诺金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醒，对“影子银行”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视。因为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这些年来银行的表外科目占到了表内科目的三分之一多，是非常大的，银行的理财产品中会有不少风险，但是不能夸大了。
监管之路
“影子银行”是长期管制利率导致的必然结果，作为正规融资渠道的一种补充，其存在和发展有其合理性。银监会分管信托等业务的副主席蔡鄂生就曾直言，“影子银行”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因此，对于“影子银行”不能一味地围、追、堵、截。向松祚指出，针对我国影子银行潜在的问题和风险，我们既不能简单一刀切，谈“影”色变，一概否定，甚至妖魔化；也不能听之任之，漠视不管。“影子银行”业务种类繁多，风险和收益结构互不相同，有些并不具有系统性风险，金融机构具有自我消化能力。哪些应该监管，哪些不应该监管，监管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指标和方法来监管，都需要首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分析，集思广益，妥善决策。
监管者对于“影子银行”的管理思路也更倾向于疏导、规范、监管。蔡鄂生在数月前的一次论坛上公开指出，“现在我们要把‘影子银行’出现的这些问题规范好，然后是监管好。防范风险，根本还是在于打牢基础，让金融体系有防范风险的能力。”
彭文生判断，监管层对“影子银行”管理最有可能的路径，将如同过去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清理一样，对其期限、利率、投向进行摸底，进而分类排查风险，再进一步进行总量控制；并通过适度的风险暴露，促进影子银行业务的冷却和调整。
同时，他建议，在“影子银行”的运作过程中，关于资金流向和风险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投资者的盲目和刚性兑付的要求，也导致了融资者可能的道德风险。因此，加大信息的披露，有利于明确风险处置的规则，区别对待不同原因造成的偿付危机。如果是银行内部风险控制出了问题，如涉嫌欺诈等恶性事件，银行需要担负责任；如果是在风险披露充分的情况下，投资者则需要为存在风险溢价的收益率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