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锐

  还没等汇丰银行从“洗钱”漩涡以及巴克莱银行等金融机构从Libor“操纵案”中挣脱出来，欧美银行再曝丑闻。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意大利帕斯基山银行日前自曝，该行在金融衍生品交易及其他交易中损失了7.2亿欧元，还通过伪造银行平衡表和盈利数据以掩盖交易亏损欺骗投资者，并向意大利央行和检察机关瞒报相关事实。帕斯基山银行破产倒闭已指日可待。

  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与欧债危机的推波助澜力量，欧美银行理应有更多反思和自省。为了攫取暴利而不惜推出带有“毒性”的高杠杆金融工具，或为了分割房地产行业的诱人蛋糕而不惜放大自己的风险敞口，欧美银行的创新和冒险之举实际都是建立在愈来愈浓厚的高薪文化基础之上，而高薪文化熏陶出来的员工必然是见利忘义或损人利己的投机分子。无论汇丰的“洗钱”丑闻，还是巴克莱操纵Libor劣行，都足以说明盛行于欧美银行之中的高薪文化并没有随着金融危机之后监管力度的收紧而淡化，相反甚嚣尘上。显然，简单的外科手术，对于欧美银行已无济于事，而必须敦促和引领其进行深刻的文化再造——从高薪文化矫正到敬业文化与服务文化上来，其中法律和股东等各种对银行高薪实际规制和监督力量的强化不可或缺。

  与金融危机期间千疮百孔的凄惨之相完全不同，今天的欧美银行所交出的成绩单似乎证明即将再现往日风光，尽管如此，也并不足以让银行好了伤疤忘了疼。反观并不久远的历史，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救助，高盛、美国银行不可能咸鱼翻身，如果没有纳税人的慷慨解囊，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德意志银行业难逃被国有化的劫难。然而，“不宽不窄的门缝，是横亘在你我之间的海洋”，诗人狄更斯的名句也许可以形容面对着消费者欧美银行的最大缺失——诚信。据伯克莱资本基金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有一半以上的机构投资者并不信任银行关于其资产风险的估算，有六成左右的对冲基金经理完全不信任银行推出的金融产品。因此，为了唤回诚信，应当像《巴塞尔协议III》所严格确定的银行自有资产比率硬性标准那样，国际银行业联盟更应制定出为股东、客户和消费者服务的信用标准。

  必须承认，在人们对银行的信任度降至冰点时，欧美金融巨头们内部控制机能的萎缩生态也裸露无遗。从产品输出到市场终端，欧美银行并不缺乏健全而完善的全程风险与合规内控体系，主要问题出在内控执行力羸弱。正如汇丰银行合规部主管巴格利辞职时所言，由于自身权力有限，根本无法控制系统内的全球合规部门，甚至监控部门只停留于制定制度的层面。因此，按照西方市场原教主义和契约精神，真正行之有效的银行内控机制不是仅有物理机构，更需要精兵强将；不应是空乏其名，而应有规章之约；不是缩手缩脚和心有余悸，而是独立行权和游刃有余。

  然而，寄希望于银行的反思、彻悟和纠错并最终自我走上正轨无异于痴人说梦。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汇丰银行零售与财富管理业务主管保罗·瑟斯顿把汇丰“洗钱”的错误归咎于墨西哥“挑战性的”环境，如其员工面临的绑架、勒索和贿赂风险等；面对纽约州金融局的指控，渣打银行CEO戴蒙德表示修改Libor是受到英格兰银行负责人的暗示。显然，面对自己的过错，欧美银行高管们并没有反躬自省，而是更多地在推脱责任和寻找替罪羊，自然他们也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所迷恋的高薪文化以及管理方式。因此，勘正欧盟银行业，必须强化外部监管和整肃的力量。

  银行“大到不能倒”是监管者所面临的心理障碍和客观难题。正是如此，金融危机以来由监管层所推动的欧美银行业改革不是零打碎敲就是修修补补，许多制度与结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如今，欧美银行风险与违规行为主要由投资部门所引起，因此，在目前银行零售部门和投行之间并不能建筑起有效“防火墙”的前提下，作为一种战略考虑，政府可牵头拆分银行，将投行业务部门从银行中分离出来，以切断其与零售部门之间的利益输送脐带。

  必须强调，金融创新是银行的天然职能，但同样也应是监管机构的职责。如随着金融创新，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品和银行业务方式成为洗钱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欧美金融监管层的视角就不应还停留在银行传统业务上；又如，在Libor变革问题上，如果不能摒弃对传统报价方法的固守态度，就无法通过增加报价行数量、采用实际交易利率等新方法封堵银行的操控空间。

  以缴纳罚款与监管者达成和解，是时下欧美金融监管机构的惯例，难怪即使金融巨头在金融危机中兴风作浪，或在业务处理中坑蒙拐骗，却至今不见有任何银行家为此锒铛入狱。民众对于银行每次总能以金钱轻松赎罪已越来越难以忍受。因此，面对信用缺失的严峻考验，欧美银行，监管层会否在开出巨额罚单的同时，踩大事前监管的“油门”以驱动银行加大信息披露力度、针对银行高层实行凌厉问责制，世人正拭目以待。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