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现代资本市场漫谈之三十九

  李国旺

  “修身养性”和“知书达理”是国学对管理者的基本要求。推而广之，诸恶莫做，诸善奉行，管住自己的欲望，是企业管理最好的药方，也是向市场释放正能量的路径；管理者按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规范自身的行为，通过匹配与协同各种社会关系，延伸与扩大市场的力量，便能持续提高公司的业绩。

  而从投资者这方面来说，是否投资某公司的股票，主要就看公司实际控制人能否管住自己的欲望。从古至今，大凡能将自身欲望限制在合理范围内的管理者管理的公司，通常不会去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不会制造虚假信息，也不会财务做假账。

  之所以要考察管理者能否管得住自身欲望，是因为按基督教的说法，人都是有缺陷的，都是受七情六欲影响的。不仅如此，人往往还要受社会关系中各种利益格局的左右而出现言论、心理与行为的偏差，出现管理者定位的偏差，进而下意识地侵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人都是感情动物，管理者或控制人的行为与管理定位偏差，往往与情感有关，比如亲爱、贱恶、敬畏、哀矜等情感，会深深影响管理者的心理，如盲目从众、过分自信、自我放弃、狂妄自大等，导致在公司管理过程中出现行为偏差。

  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不同社会关系的定位中，恪守本分才能协同各方，实现个体力量的最大化，所以，准确的自我定位，特别重要。在什么山就得唱什么歌：“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如果管理者突破了自己的本分，不讲诚信，乃至胡作非为，或许可以得逞一时，但不可能永远欺骗上至政府下至普通投资者群体。沪深股市一些新上市公司上市不久就惊曝财务大滑坡，查一查，表现形态各异，实质无一不是诚信缺失。自然，这些公司最终也难逃被监管层打入“ST”的下场。

  上市公司缺失诚信，遭殃的总是普通投资者。中国无法催生出如沃伦·巴菲特那样的投资大家，根本原因就在于投资者面对的是层出不穷的“噪声”，即使真实的信息，也因为噪声的干扰而难以识别。有什么样的公司，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投资群体。当ST公司不断为各种力量抢救而获得“新生”时，当投资者“对赌”ST公司重组而获利远远高出老老实实地按“价值”投资者的收益时，市场的气场或心理能量流动就会搅乱，诚实投资反而成为稀缺的异数，投机行为遂成为主流哲学。尤其严重的是，资本市场所有的创新、改革、发展，往往被这种非诚信文化所扭曲，改革的目标与改革的效果之间有时候就会南辕北辙，改革的目标与市场效果间也会因此完全错位，致使投资者对积极改革信号的“脱敏”，进而更加大了改革的成本。

  有鉴于此，笔者呼吁，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要敬重民意。管理者只有尊重民意，敬畏民意，才能明白自身的分量，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准确定位自己。曾子特别提出：“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这是对儒家创始人孔子有关君子（如管理者）行为边界定义的扩展。在天、地、人的大格局定位下，儒家对于君子的言行边界有清晰的定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大畏民志”成为君子（管理者）在人生行动中的最高定位。如果从现代行为金融学角度去解释，不难明白，国家力量在常态下确实是主导力量，但居民力量、机构力量和外资力量在不同的时空组合中，也有成为主导力量关系的可能。从儒家亲民（民志）为修身之本的观点出发，上市公司要为客户为投资者服务，只有“尊重市场”，才能得到市场的助力；只有敬畏客户、敬畏投资者，才能有效克制自身的欲望，才会懂得让自己过得好，先要让客户和投资者过得好的真谛。这种换位思考的思想，正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

  有鉴于此，笔者还要呼吁，投资者应充分尊重市场的力量，不与市场斗，而是顺从国际资本、国家资本、机构资本和广大投资群体的民意与群体力量的方向进出。市场虽然由这四股抽象而具体的博弈力量组合而成，但四方力量面对的却是不同层面的信息或噪声。经济运行层面（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信息往往与总体业绩有关，货币运行层面的信息往往与股票的总需求有关，而估值高低则往往决定了群体心态的冷热，国家政策又会在这四种力量中设法“调节”，若调节得好，就会形成四方合力共同向上；若调节错位，就会让四股力量相互抵消。

  面对四乘四的不同组合关系，如何识别诚信与欺诈？怎么鉴别信息与噪声？儒家告诉我们：“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在投资者与市场两者（仁）关系中，不做财货的奴隶，而做财货的主人。远离以身发财的管理者主导的公司，尽量在政策惠民时入场，或跟随国家资本或国际资本，这些不仅是市场主导力量，还是信息分析的“高手”。在诚信缺失的市场中，如此搭便车，不失为无奈却有效的方法。

  （作者系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