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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安全到气候变化，从网络安全到发展治理，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需仰仗中美的合作。虽然两国在地缘政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际认知等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但从更大的战略层面来看，两国可以超越这些分歧，探索建立起一种既成的大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关系的新模型。
张 建
今明两天，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的会晤举世瞩目。根据白宫公布的相关会晤细节，经贸关系、网络安全和地区热点问题都将是主要议题。无论从两国关系的角度解读，还是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视角来阐释，抑或从突破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必然冲突的逻辑来分析，这次中美元首历史性的庄园会晤都有巨大的战略意义。
首先，庄园会晤这种“特殊安排”成为中美两国最高层对话的创新之举。这种不拘泥于礼仪，超越官样程序的元首会晤形式，不但是基于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需要，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也是对中美战略界希望两国领导人早日会晤的回应，更是中美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创新之举。这种会晤形式为两国最高领导人创造了除在全球多边舞台和双边互访具有会谈的机会外的第三种会晤方式。中美两国的高层交往，除了机制性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等对话外，更需要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常态会晤。这种相对私密性的场所为两国领导人的深度互动、为两国相应部门相关领域的深度洽商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未来双方或将充分利用这种特殊安排以保持两国领导人常态性的会晤。如可利用奥巴马访问亚太地区的机会，选择中国的某地或者第三国某地举行相似的“庄园会晤”。
其次，庄园会晤这种“特殊安排”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发展的定调之举。近年来，由于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频频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纷争，使双边关系出现了不少噪音。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中美两国，在未来究竟如何相处一直受到世界各方的高度关注。因为，中美关系是事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事关世界的发展与治理的最重要的大国关系。当前，从地区安全到气候变化，从网络安全到发展治理，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仰仗中美两国的合作。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阐述美国亚太政策时说，不希望将美中两国的关系定义为“竞争与对抗”，不认同一些同历史学家提出的所谓“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必将陷入纷争”的言论，美中可以建立起一个已存在的大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关系的新模型。
虽然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际认知等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但从更大的战略层面来看，只要双方开诚布公，两国完全可以超越这些分歧，探索建立一种包容性的共存、共生模式。如果两国元首在这次会晤中能定下未来合作的为未来5到10年定下基调、打下基础，将决定两国关系的长期趋势。
再有，庄园会晤这种“特殊安排”也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的务实之举。自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以来，中国学术界等纷纷对这一新型关系做出各种形式的解读和阐释，以丰富和发展这种新型关系的意涵和内容。美方虽对中方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还处在酝酿阶段，在官方和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但从白宫的表态看基本上接受了这一概念。如在3月14日，习近平和奥巴马通话时，奥巴马就表示，美方希望与中方共同努力，保持两国元首交往，加强对话沟通，努力构建基于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因此可以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已成中美最高层的战略共识，这将成为未来双边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任务和核心内容。中美两国只有创新合作发展的路径与模式，准确认识和把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客观理性认知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从多维度、宽领域自觉地朝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向创新性努力，才能获得对双方都难以估量的收益。
无论是朝核、伊核等地区安全问题，还是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治理问题，都是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现实问题。两国元首如能在这次庄园会晤中就这些问题取得对方的谅解，认可对方的利益，达成合作意向，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才不会只是口号，才能进入务实阶段。
实际上，在诸如贸易、投资等领域，中美存在很多摩擦，并呈现出均衡性和共识性不足，这些是不能回避的。中美经贸摩擦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中美都是彼此重要的经贸伙伴，经贸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双方对两国经贸关系的认知仍存在巨大差异。中国认为，美国至今没有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和设置障碍，阻碍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都是有意为之，根本目的在于限制中国的发展。而美国则主观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对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等等。如今，在这样一种特殊安排下，两国能否经过讨价还价达成“大交易”，让两国都安分守己地做自己的“大生意”值得期待。
总之，中美两国元首的庄园会晤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具有战略性的实质意义。“中国梦”和“美国梦”都是基于各自的国情提出的，中美是否该有一个共同的梦呢？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