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锦秋

  *ST国通上周六公告称收到法院传票，公司股东姜浩要求撤销公司4月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姜浩在民事起诉书中说，*ST国通4月23日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董监事换届议案，但公司董事会在召集股东大会时，并未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17条和*ST国通《公司章程》第56条的规定，在会议通知中披露董事和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候选人“与被告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最低限度的信息至今仍未公开，在这种情形下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不能反映股东的真实意愿。

  确实，在*ST国通准备的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中，未提到上述法规所要求披露的信息。依据是《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股东当然有权起诉公司要求撤销股东大会决议。该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做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条文明白无误，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有程序瑕疵的，或者有“违反公司章程”这个内容瑕疵的，股东均可请求撤销。

  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公司法》非常注重股东大会程序正义价值，只有股东大会决议程序合法、公正，才能不至于损害少数派股东和公司的利益。而在股东大会决议有瑕疵情况下，应对弱势股东予以救济。在本案中，股东姜浩提起诉讼后，*ST国通可能会要求姜浩提供相应担保，因为《公司法》赋予了上市公司这方面的权利，这是为了防止股东滥用诉权、使公司疲于应付。只是，本案不能不引发人们深入思考：在当前的总体制度框架下，仅仅确保股东大会程序正义能产生多少实际价值？就算法院判定撤销公司这次股东大会决议，再次开会就能改变投票结果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据称，之所以股东不认可*ST国通4月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并提出起诉，是因为之前山东京博违法交易*ST国通，2012年证监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其违反了《证券法》等规定；后来*ST国通据此催促山东京博上缴短线收益，但山东京博“无视”相关催促函，却在今年4月中旬此次股东大会召开前提交临时提案，推选“自家人”刘志祥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在该次股东大会上，山东京博利用累计投票制的特点，将其持有的*ST国通6.67%股权所对应的选票全部投给刘志祥，令其顺利当选董事。

  现在，要改变这个投票结果，将山东京博的刘志祥拒之于董事会门外，唯一的可能就是其他股东都参与投票，而且彼此之间高度联合、统一利用累积投票制度。由此看来，散户积极参与股东大会表决、参与上市公司治理，这是改变自身命运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山东京博持股达到一定比例以及累积投票制的存在，散户要阻止其进入董事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个有过违法交易且可能对其他股东造成利益损害的股东，按《证券法》规定，公司董事会本应收回其短线所得收益，但现在这个股东却将代言人选进董事会，由此反而可能为公司追缴其短线收益人为设置障碍。

  本案凸显当前证券市场的一个制度漏洞：对上市公司董事选举提名权还缺少明确规范，《公司法》103条“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向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规定，过于简单，远远不能适应当下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为此，笔者建议出台专门文件予以规范，其中至少应该规定：股东凡因损害上市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由此受到法律或行政等处罚，而相关裁决或责任还没有执行或履行到位的，理应被剥夺股东共益权，没有资格提名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作者系资深经济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