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歌

  美国人鲁奇尔·夏尔马，喜欢旅行，常去亚洲、非洲、欧洲，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东欧等地。他当然不是驴友，而是抱有别样的目的——考察、调查、了解、分析各地的新兴市场，以便及时投资，获取最大的回报。因为他是投资家，供职于摩根士丹利公司的新兴市场部门。

  《一炮走红的国家》可算作夏尔马“行走”的副产品。这本书探寻国家兴衰奥秘的主题，正好对应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的兴趣，于当今学术界亦为显学，难怪经济学家们趋之若鹜，纷纷发表互相掐架的言论。夏尔马的最妙处在于，很少有人能同时具备广阔的视角与丰富的国别知识，能就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国的发展写出一部让人信服著作，而他做到了。显然，这都得益于夏尔马的一线调查和观察，比如对这些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排名前10的富豪的追踪，对激进政界人士的言辞、黑市的货币交易价格、当地商人旅行习惯（是在把资金转移到国内还是海外）、大型垄断企业的利润空间、二线城市的规模（过于庞大的首都经常预示着过多的权力集中在政治精英手中）的考察等等。而基于实地得来的经验，总是最令人信服的。

  夏尔马写中国，更关注的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伴生的问题，比如人口红利、两极贫富差距、通胀、高达200%以上的负债（算上影子银行）等，他有句话非常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起作用的不是政治体制，而是体制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该政治体制的领导人理解经济改革的基本要素。”中国的改革可谓名副其实的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太懂市场经济，谁也不知道市场该如何有效配置。小岗村的事迹，用科斯的话来说就是边缘的改变，而这种改变逐渐形成良好效应，得到高层默许，最终成为合法的变革，全国效仿。其实，封闭了近30多年的中国懂不懂市场经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放手放权，勇于尝试，改革的推进，原本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

  至于对中国的未来和方向，尤其是对放缓增长会不会使经济一蹶不振的忧虑，夏尔马的思考比较乐观，至少人民币的升值比起当年的日本广场会议来要更缓慢有度。或许，中国只需保持这样的节奏即可。当然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不可避免，套用一句中国外交官的台词：这不仅符合外国资本的利益，也符合本国资本的利益。

  过去许多人人总认为中国是印度的最佳榜样，毕竟两国在基本面参数上很接近。但只要用心去了解印度，你便发现彼此有略同的文化特征，也有不同的政治表现。印度的民主可谓褒贬不一，然而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不可能否认印度的裙带关系。爱德华·霍尔提出“高语境”这一术语，用来指代类似印度、巴西等国家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人们富有情趣、喜欢热闹，轻易许诺又未必兑现，对时间和最后期限很随意，社会以家庭为中心，人与人建立了长期密切关系。是不是看着很眼熟？对，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看来，腐败、裙带关系、官僚作风、敌视城市化进程、不喜欢资本主义等等，不禁只出现在熟人社会中。熟人社会不讲究规则，靠依托关系来处理事务。夏尔马在比较中发觉，印度教和儒家看似差别很大，其实是非常接近的两种文化形态，所以在不少地方呈现出相同的社会特征。

  在印度一章里，夏尔马还将之与巴西做比较，发现两国惊人的相似度。例如，两国国民均渴望国家保护个人风险，把国家视为一个大的内部群体的社会福利提供者。2005年，印度国大党通过了《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保证农村贫困人口每年获得公共服务部门为期100天的工作，由此财政增加成本接近100亿美元。巴西则推出了最慷慨的福利计划——家庭补助金计划。不过，政府支出的来源，要么借贷要么征税，对于穷国搞福利只能通过借贷，这些借贷迟早要还。政府还不出，就只能印钞。福利国家最终走向通胀，迄今仍无应对良策。

  《一炮走红的国家》所叙的新兴国家，几乎都存在由寡头和裙带关系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大量摄取改制中公有产权的财富，通过权力寻租，利用权力垄断资源。寡头既得利益集团是这些国家造成两级贫富的主要原因，也是社会不公的体现。如何把这笔冤孽账算清楚？私有化和市场开放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这些国家都在艰难摸索。夏尔马认为，制度的变革如果没有从意识上，思想上，观念上有所突破，就永远不可能彻底革新。

  关于中国，夏尔马反复强调，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将过多的行政干预、社会不平等、法治薄弱和环境污染等关键问题解决好，以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夏尔马的观察和分析，与去年世界银行那份颇有影响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基本一致。在经济史学家看来，一个国家保持二三十年的增长不足为奇，毕竟这样的国家已有无数，能保持一二百年的稳定增长才可称为奇迹。中国能赢得这样的奇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