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龙

  既然造船的荷兰人能打造世界金融中心，贩盐的晋商能成为中国金融之王，互联网公司做金融就有其内在逻辑，并且有前景。逻辑有二：商业活动对金融存在真实的需求，现有的金融体系没有满足这个需求。中国的现状，恰好满足这两个条件。

  只要基础利率不是太低，互联网货币基金空间就很大。以中国经济基本面看，基础利率低于2%的可能性很小。我认为，在中国余额宝类的货币基金才刚刚起步。

  比较合适的监管办法可能不是要求缴纳准备金，而是在投资标的、期限和信息披露上作更多要求。针对余额宝的监管应该是协同监管。证监会应逐渐降低货币基金投放银行协议存款的上限，比如慢慢地降低至70%或60%，同时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让最好的公司去发债，由货币基金购买这些债券，这就真正实现了脱媒。

  ⊙记者 高翔 ○编辑 孙忠

  2013年6月13日，支付宝与天弘基金合作推出余额宝。用户除了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还能获得远高于银行存款的收益。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一季报显示，截至2014年3月31日，余额宝规模为5413亿元，一季度实现收益约57亿元。其中，92.32%的资金投放于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

  余额宝类货币基金的出现，搅动了金融业生态。天弘基金一跃成为我国最大的公募基金，跻身全球前十大基金行列；而今年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4.72万亿元，同比少增1.39万亿元。

  与此同时，争议也相伴而生，如“余额宝算不上金融创新”、“余额宝推高了社会融资成本”、“余额宝类货币基金应缴纳存款准备金”、“美国版余额宝于2011年关闭，其在中国也没有出路”。针对以上争议话题以及余额宝的未来及监管，日前上证报记者专访了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DBA项目与校友事务副院长陈龙。

  余额宝是金融创新

  上证报记者：余额宝成立于2013年6月，成立半年左右，规模就超过了4000亿元，高峰时期每日流入的资金规模达到200多亿元。您认为余额宝上演“吸金大法”的原因何在？

  陈龙：余额宝是天弘基金管理的增利宝基金的唯一销售渠道，是支付宝和天弘基金合作成立的货币市场基金直销平台。余额宝为网上客户提供“T+0”当日赎回、转账和支付服务。这使得货币基金与银行活期存款在功能上几乎没有差别，而且其支付的利率是市场化利率。相比之下，银行的活期存款利率仅有0.35%。

  余额宝诞生之时，恰逢市面上资金紧张，具体表现为2013年中多种因素造就的“钱荒”，造成市场利率攀升，市场化利率和银行管制利率之间的利差进一步扩大，余额宝的收益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再加上互联网的高效便捷，以上因素共同造就了余额宝的“吸金大法”。

  2012年，天弘基金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尚不到100亿元，处于亏损状态。借助余额宝，天弘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公募基金，跻身全球前十大基金的行列，之前辛勤耕耘十六年的行业老大华夏基金被远远甩在了身后。

  上证报记者：有评论认为余额宝只是将散户的活期存款打包团购银行协议存款，从金融资产配置角度看并无新意，算不上金融创新；也有观点认为，余额宝大大降低了理财门槛，让底层用户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也撼动了银行垄断地位，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创新。您认为余额宝是金融创新吗？

  陈龙：确实，此前的货币基金也能提供市场化收益和“T+0”赎回等服务，算不得余额宝的原创。目前余额宝的资金90%以上投入了银行协议存款，资金还是留在了银行体系内，并未达到金融脱媒的效果。

  但借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有多个维度，包含产品创新、渠道创新、流程创新和组织创新，产品创新仅仅是创新的一部分。福特的贡献，不仅仅是发明了汽车，还包括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开启现代工业生产的先河。余额宝的创新，在于它带来了渠道和销售成本的革命，它让天弘基金所管理的货币基金，通过互联网以几乎零成本的方式接触到了8亿支付宝客户。这个创新，看似很简单，但已经让银行有了实实在在的“痛感”。

  上证报记者：阿里推出余额宝的逻辑何在？您认为互联网公司能做金融吗？

  陈龙：我想强调，从古至今商业和金融的逻辑没有改变。阿里从电子商务起家，逐渐切入支付、小贷，进而推出余额宝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想从金融史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荷兰是17世纪最强大的国家。16世纪，哥伦布航海，发现新大陆，世界远洋贸易开启，欧洲的中心逐渐从地中海移至大西洋，给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等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十六世纪后半期，荷兰经历了船运的技术革命，制造出“大肚船”和“大帆船”，效率高、容量大、造价低廉。有了物流优势后，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有了国际贸易，自然带来了支付结算的需求。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这是第一家现代意义的银行，它接受各国的金属货币，然后折算成自定的信用货币登记在册，为荷兰人提供支付服务。直到1683年，它才开始提供贷款服务。

  再看我国的晋商。晋商在明朝通过运输边防军粮获得“盐引”，即取盐和贩盐的特许权，进而发展出各种国内和国际贸易。有了贸易，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结算和支付需求。1823年，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创办了“日升昌”票号，首创异地汇兑的方式。到二十世纪初，晋商在中国一百多个城市中开设了数百家票号，除了汇兑，还提供信贷服务，成为中国金融之王，以“货通天下”为基础，实现了“汇通天下”。(下转A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