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娘亲、史官、谏官、臣子，皇帝也有那么几怕，不能完全由着自个儿性子来。我国的专制社会能持续几千年，有的朝代能持续几百年，也是权力制衡的结果，制衡赋予了皇权某种理性。

  □张晓晖

  读中国历史，可以读出很多东西来。

  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皇权也有一定的约束和制衡机制，即使是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等到有为所欲为的皇帝出来了，就快要亡国了。说起来，皇帝也有个怕，多数皇帝都不能不有所收敛，或者放纵到一定程度，就要被收敛一下。

  皇帝怕天地，赶上个大旱、大涝、地震，饿死人了，那就叫“天象示警”，说明皇帝有失德的地方了，要反思，偏偏还会有些臣子起哄架秧子，上书要求皇帝自我批评，也就是下“罪己诏”，皇帝就不得不羞答答说上几句。所以，皇帝都喜欢各地报“祥瑞”，就怕灾荒，因为灾荒意味着自己“失德”。其实呢，这都是唯心主义，属于迷信范畴，不过在那个时候，确实对皇权是个约束。

  其次呢，皇帝怕老娘，为着要以孝道示天下，对老娘无不毕恭毕敬。因为怕老娘，所以汉文帝才没有冤枉周勃，宋神宗不得不释放了下狱的苏东坡。但是，话要分两头说，赶上“老娘”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也就麻爪儿了，清朝近代化的步伐就此打乱。

  多数皇帝怕史官，怕在历史上留下恶名。麻烦的是，那时候的史官不仅只在每年年终统计一下，写个鉴定，还有天天在皇帝身边记“起居注”的小官儿，随时拿着个笔，往本儿上记。皇上骂句街，也据实写下来，弄得皇帝浑身不自在。曾有个皇帝抡圆了胳膊抽了大臣一个嘴巴，扇掉了一颗牙，大臣很珍惜地把那颗牙收起来，跟皇帝说，历史会记下来这个事儿，这颗牙就是证据。皇帝赶紧道歉，用优厚赏赐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这才算把事情摆平。其实呢，历史还是记录下来了。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风骨凛凛的史官，记历史不含糊，太史公司马迁就不用说了。文天祥《正气歌》里写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也是两位铁骨铮铮的史官。战国时候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齐国史官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被崔杼杀了，他的两个弟弟先后拿起史笔，一字不改，又被杀了，等他的第三个弟弟来了，还是这么写，崔杼只好拉倒了……

  战国时的史官是世袭的，史官秉笔直书，固然是为了天下，也是为了家族荣誉，不惜用鲜血来捍卫这块家族的招牌。从此，史官和青史的权威也奠定下来了。所以，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

  皇帝还怕谁呢？大臣。像魏征这样的不用说了，老臣进谏要是不被接纳，就可能去宗庙哭诉，“先帝啊，您这个儿子不学好啊！不往人上长啊！我们没辙啦，先来跟您说一声，要是亡国，您可别怪罪我们啊”，这通倚老卖老，也让皇帝头大。还有把棺材准备好才上表的，你不答应就自杀，还有绝食的，都让皇帝发怵。真要是死了人，再写到历史上，这叫什么事儿？君王犯浑，固然是人头滚滚血迹斑斑，臣子要是梗起脖子来，也不含糊。

  有一种专职负责进谏的，叫御史，唐朝的时候叫“左拾遗，右补缺”，所以留下个成语叫“拾遗补缺”，谏官都是小官。为什么呢？因为官做大了，胆子就小了，说话难免瞻前顾后。所以，要小官，才敢说话，绿豆大的前程，丢了就丢了，不可惜。真要是因为进谏丢官，那就叫“上书北阙，拂袖南山”，一下子就名扬天下，光宗耀祖了。

  须知，小官也要升官的，将来补哪个缺？去穷乡僻壤和去浙江的杭州，那可大不一样，对吧？怎么办？就要靠敢说话，到时候皇帝才会给你安排好地段，不然他就有给你穿小鞋的嫌疑。对于御史来说，敢说话，才有经济效益。而且，一旦得到了敢说话的名声，那就满脸飞金，谁都高看一眼，社会效益也很不错。何况，不杀言官，是自古的规矩，有此底线，那就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不白说。那么，白说谁不说？

  而且，御史当老好人，不说话也不行，如果老是参奏些“谁谁朝会上放屁了，某某纱帽戴歪了，陛下要注意身体”，那就犯了琐屑敷衍的罪过，可能被赶出柏台（为激励御史直言，御史衙门种了很多松柏，也叫柏台），那可是很没面子的事情。碰上这种事儿，前程基本上也就到头了，无论调往哪个部门，都臊眉搭眼抬不起头来。

  说来说去，皇帝也不容易，立太子，臣下要干涉，立谁为皇后，臣下也要干涉。甚至皇帝去某个妃子那儿住，臣下也要干预，外藩的、少数民族皇上也要照顾到，民族团结更要紧，皇上不得“专宠”。如果皇帝说“这是朕的家事”，下面就铿锵有力地答一句“天子无家事，家事即是国事”。

  天地、娘亲、史官、谏官、臣子，皇帝也有那么几怕，不能完全由着自个儿性子来。我国的专制社会能持续几千年，有的朝代能持续几百年，也是权力制衡的结果，制衡赋予了皇权某种理性。洪秀全为什么不成？就是因为太平天国没有内部制衡。

  皇帝固然有生杀予夺甚至诛杀十族的权力，但臣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则是从读“三字经”“百家姓”的时候就耳濡目染，逐渐浸染熏陶到骨头里的。梗着脖子的强项，那可是孔夫子教出来的。皇帝也很难奈何得了。

  （作者系知名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