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段经历，让人不能忘怀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二战期间所遭受的空前磨难；让人们记住的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做出的无可比拟的牺牲和贡献；我们不仅有能力、有智慧把侵略者赶出去，我们还有能力、有智慧把罪大恶极的战犯送上绞刑架！最后这一点才是爱国主义教育应有的题中之义——民族自豪感和荣耀感！

  □郝旭光

  “东京审判”是二战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民而言，它有着重要的作用。二战结束后，中国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及后来临危受命任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的倪征燠等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是一场不亚于八年抗战（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应是十四年）任何一场战役的艰难斗争。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开庭，庭审817次，持续到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历时两年零七个月，最终把东条英机等7名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无法设想，如果没有“东京审判”最终的这一幕，中国作为战胜国的胜利会有怎样永远抹不去的遗憾！

  整个审判过程起伏跌宕，悬念迭起，惊心动魄。从法官的座位排列，到日本战犯的拒不认罪，再到如何量刑都充满了波折。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按英美法系安排，采取“法定证据主义”，有没有证据、证据的提出是否合法，以及证据本身有无凭信力，由双方辩论，这是能否判定战犯罪名的唯一标准。因此，梅汝璈、向哲浚、倪征燠等将历时两年收集的日军暴行实证，一桩桩、一件件呈现在法庭上，并且结合其渊博的法律知识，强大的逻辑能力，不仅让日本战犯哑口无言、低头认罪，也感动了其他法官。

  由于不同法律体系的影响，以及各国受日本侵害程度的差别，不同国家的法官们在对战犯是否该被判处死刑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没有提供量刑的依据。当时，来自澳大利亚的庭长威勃提出将战犯全部流放到一个远离陆地的荒岛，像当年的拿破仑那样；印度法官帕尔则坚持认为，国家行为不该追究个人责任，所以应判战犯们无罪；美英法官支持对战犯判处死刑，但他们的关注点始终都落在那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和残酷虐待过美英战俘的战犯身上，而对策划“九·一八”事件、制造“满洲国”等傀儡组织的板垣征四郎，以及四处从事特务活动，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的土肥原贤二两名甲级战犯的态度却显得比较暧昧。更为不利的是，尽管这些战犯荼毒中国甚深、所犯罪行令人发指，但在审判初期尚缺乏符合上面所述“证据法则”的确切证据。

  面对这个极大的难题和挑战，梅汝璈毫不退让，坚决要求严惩这些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为了说服其他法官，在一次法官会上，梅汝璈摆事实，讲道理。他知道，绝不能像当时国民政府一些官员如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在法庭作证时那样，光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笼统结论，而要拿出让法庭信服的铁证，列出日本兵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万人坑、屠城、屠村的具体罪行，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杀人比赛，使用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强奸孕妇然后剖腹等令人发指的兽行，把这些酷刑与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比较，以这些第一手实证来得出日军在华的残暴凶恶不知要超过德军多少倍的结论。

  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取证，向哲浚、倪征燠最终以无可辩驳的证据驳倒了板垣征四郎和律师及其本人的辩护。在庭审过程中，老奸巨猾的土肥原贤二一直不开口，给中国检察官制造了极大的难题——没法通过对他的盘问来让法庭认定他的罪行。但倪征燠在检控过程中，与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那些精明的辩护律师们斗智斗勇，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一一对证，让板垣征四郎无话可说，并且通过对板垣征四郎的盘问，带出了土肥原贤二。这个过程，极具技术含量，后来被许多学校法学专业收为法庭辩论的经典案例。

  最终，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通过法律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事实与证据的力量，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武藤章、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共7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成功地运用法律、逻辑、正义和事实的武器捍卫自己作为战胜国尊严的史实。

  如果让这些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的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最终得以幸免，那不光是受日本侵害最烈、抗战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的中国人民的莫大耻辱，也将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莫大耻辱，更是法律的耻辱，是对公平和正义的亵渎，是文明的大倒退。所以，东京审判的结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胜利，更是正义和良知的胜利。

  回顾这段经历，让人不能忘怀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二战期间所遭受的空前磨难；让人们记住的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做出的无可比拟的牺牲和贡献；我们不仅有能力、有智慧把侵略者赶出去，我们还有能力、有智慧把罪大恶极的战犯送上绞刑架！最后这一点才是爱国主义教育应有的题中之义——民族自豪感和荣耀感！

  人是社会动物，社会中的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关注，希望他人对自己的贡献表示肯定，希望得到尊重。尼采说：人的一辈子都在寻找重要感！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赏，是人类埋藏最深的本性。人认为自己的存在很重要，同时常希望自己的存在能更有价值，拥有引以为荣的东西是重要的方面。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另外，人都愿意生活、工作在群体中，以拥有这个群体的身份为荣，在这个群体感到自豪，会更加认同这个群体，会更加热爱这个群体。

  笔者曾经访问过俄罗斯、日本、美国，这三个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尽管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但主题是一致的——那就是民族自豪感和荣耀感。

  1995年10月笔者去俄罗斯游览参观二战纪念馆时，“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现名圣彼得堡）保卫战”、“斯大林格勒（现名伏尔加格勒）保卫战”三次著名战役的介绍和立体动画片的效果强烈，令人震撼。看过描述这三次战役及“解放”等经典影片，一种对苏军的佩服之情油然而生。当时号称世界第一、不可战胜的德军，却惨败于苏军。还有什么能比这个事实更能说明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的？

  2000年8月我去日本旅游，参观了迪士尼乐园，那里放映的影片从日本脱亚入欧说起，宣扬的主题是日本民族如何自强不息等等，强调的也是民族自豪感。日本儿童看这种影片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肃然起敬的神情、举动，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2012年10月在美国访学时，发现美国随处都可见美国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民族自豪感！笔者从1983年看乔治C·斯科特主演的《巴顿将军》开始，陆续看了《珍珠港》、《拯救大兵瑞恩》、《爱国者》等好莱坞“主旋律”大片，电影中那种气吞山河的英雄主义、深入骨髓的民族自豪感真是浓得化不开。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到这些年来让国人汗颜的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归纳起来，这些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大致有这么几种类型：第一，游戏型，像“举起手来”等。作为一项娱乐内容，这本身也并无不当，只是看多了，如果也相信了，就会麻木国人的那点雄性。第二，神剧型，抗日英雄个个身怀绝技。这种神剧有武侠戏的形式，却缺武侠戏的内涵、神韵，让观众觉得日本兵简直不堪一击。八年艰苦的抗战会如此轻松？那还让现在的日本官员道歉干什么？而且我们换位思考，如果日本观众看到这样的神剧，会尊敬我们？还是嘲笑我们？第三，痛苦型，一味描述痛苦，引人可怜。这三种类型都不应该是抗战剧的主流。当然，抗战剧可以、也该描述痛苦，但这种描述不能以娱乐的形式。要达到的目的应该是、也必须能唤起国人的记忆，让国人不忘国耻；同时，也能唤起当年侵略者国家观众的良知，让他们深深为前辈反人类的罪行而内疚、自责！让其他国家的观众了解中国人曾遭受的苦难，并为此产生深深的同情和感动！相信并认同抗战期间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要让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战败国的公民）相信，公平和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一切企图美化当年侵华战争历史的想法和行为都是可耻的，也是不能得逞的！

  因此，优秀的抗战题材剧的标准是，能激起国人的自豪感、荣耀感！爱国主义培养的基础和内涵应该是培养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耀感，而不是被可怜。

  我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的主战场，是东方抗击日军的主战场。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投入兵力最多时达到380多万人，我们一共消灭了78万日军（日本作者的数据，笔者注）。在密苏里号战舰的受降仪式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接受了战败国日本的投降；在东京审判中，最终让战犯“死得明白”。即使在其他战场上也有许多让我们自豪的事实：我们有抗战首胜的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抗战初期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万家岭战役，第一次整建制地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师团；还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战役和史实，如台儿庄战役、石牌之战、黄土岭战役、百团大战、缅北会战、夜袭阳明堡机场以及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东京审判等等。

  老实说，国人今日对抗战还有不少认识上的盲区，还有太多的抗战史实需要深入研究和挖掘。艺术家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些内容上多下功夫，非要去拍什么神剧？又到了“九一八”这个让我们刻骨铭心的日子，这实在是个太值得深思的课题。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