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人看来，艺术家们通常都是光鲜的，曾梵志频频出现在杂志封面，蔡国强的“九级浪”引发黄浦江上水警出动，张晓刚的大头人频频打破拍卖纪录……然而，有很多艺术家的艺术灵感，更多地来自漫长的苦行生涯：梵高生活困顿而画《星夜》世人皆知，高更付不起房租，卡拉瓦乔生活在贫民窟，明代国画大师徐渭、唐伯虎均命运多舛。这些大师的生活历程，让人知道，艺术很多时候不是温室里的鲜花，更多的是历尽艰辛后的绽放。

  ⊙记者 李虎 ○编辑 陈羽

  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黄勇有着那代人对于艺术的普遍的梦想与崇敬，那是自少年时代就已经有的期待，期待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艺术家，并在艺术的创造中找到生命的意义。20年来，黄勇历经生活的困苦与磨练，却矢志不渝地把艺术奉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甚至比生命还宝贵。

  从计生干部到广美教授

  上世纪90年代初，黄勇从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连环画专业毕业，被分配到长沙市花鼓剧团，这是一个完全与他所学专业不对口的单位。不久，他被发派到农村参加为期两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协助抓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这样的工作与所学的专业毫无关系，在这种环境中，丝毫没有拿起画笔的机会。这对于一个从小就热爱艺术，并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希望寄托在艺术中的人来说，似乎前途一片渺茫。

  后来，黄勇离开了农村，当然也就离开了能够给他发工资的国有单位。对他来说，即使没有生活来源也不能放弃画画。此后，他为了生存，为出版商画过连环画，开过考前班，做过雕塑工厂，当过中学老师。他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却一直坚守着一样东西，那就是艺术。越是艰难的时刻，艺术越是投向他生活的一片暖色。正是这种真挚的热爱和高度的专业自觉，以及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时就已经具备的扎实基本功，赢得了广州美术学院的信任。他成为广美基础教学部的创办人之一。

  进入广州美术学院任教，是黄勇人生最重要的转折，他终于能够有机会专心地从事艺术创作了。他把对艺术的热爱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专业建设当中。他不仅搭建了广州美术学院基础部的色彩教学系统，而且还协助学院构建基础教学的基本构架。一种忘我工作的状态持续了好几年，吃住在学院，每周回家一次，有时是几周才回家一次。超负荷工作的劳累，使他心脏病突发差点死掉。至今，他的心脏里还插着5根支架。他的辛苦劳动换来了同学们的热爱和同事的尊重，他被评为广东省的优秀教师。

  事实上，黄勇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把艺术看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尊重艺术他会对教学投入热情，把他所了解的最好的东西教给学生；也因为尊重艺术，他才能够废寝忘食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他在上百幅油画、几百幅色粉画中，倾注了自己几乎全部的情感。

  从心脏手术中获得的艺术感悟

  黄勇最早的创作序列是“蝴蝶”，那是在他动完心脏手术之后的生命感悟。“一季春花一季蝶”，蝴蝶的生命似乎总是短暂而凄凉，但它无数次的死亡与重生，那种不竭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意志，被曾经走向死亡边缘的黄勇看作是生命的缩影。它时刻提醒自己好好珍惜——珍惜光阴，珍惜生命，珍惜阳光，珍惜每一份擦肩而过的真情。更为重要的是，黄勇在蝴蝶中发现了可用于色彩表达的媒介。“蝴蝶”系列作品，为黄勇后来创作更为复杂的大型作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蝴蝶”显然只是黄勇开始他绘画生命征程的起点，在他看来，生命绝不是像蝴蝶那样的绚烂和闪耀，那只是生命的一种表象，满足于这种表达是肤浅的。而生命中最可贵的东西是在经历疼痛和苦难时的那种顽强不息，那样的生命具有震慑心灵的力量。

  由此而来，对于疼痛与苦难，特别是生命缺陷所带来的痛苦的表达，成为黄勇创作的下一个因素，这一因素同样来自他自己的生命感受——心血管插上五根支架，以及服用药物给他带来的全身的痛苦。这种体验让他开始关注那些残缺的生命，他走进了聋哑学校，在那里一个多月的观察、感受、写生，带给他对生命新的感悟。由此，在“蝴蝶”之后的“手抄本”系列当中，画面的人物无一例外地产生了变形和夸张，有的丑陋无比，有的不似人形。这样的图像或许会被批评家们当作苦难生命的象征，然而黄勇则完全是从画面的效果出发的。这得益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所受的连环画的训练：一切画面都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对对象（包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来创造的。个体生命在这里显得微不足道，他们已经与社会历史的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黄勇用他在艺术上的不懈努力，将个人生命记忆转化为了一种集体的永恒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