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上周日启程出访巴西、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等拉美四国，并经停爱尔兰和西班牙。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提升中拉经贸合作水平，特别是产能合作水平。此前，为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实现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专门提到全面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水平。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正如火如荼展开的国际环境下，培育外贸新优势需扎根“一带一路”国家沃土。尽管“一带一路”战略未将拉美涵盖在内，但中拉整体合作规划的精神实质与之相通和重叠。

  在国际贸易领域，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是两大主导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各国应按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发达国家应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可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这样各国都可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而竞争优势理论则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兴旺发达，根本原因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这源于这个国家的主导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而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又源于企业具有创新机制。实际上，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包括竞争优势。掌握大量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既是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也是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在发达国家可转化为竞争优势。但在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有明显区别，比较优势一般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较多利用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一般发挥比较优势的长处。不过，从近些年来实践情况看，虽然发展中国家利用比较优势获得了一定利益，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

  我国在2013年跃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是，传统竞争优势比如基于我国所谓地大物博及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而形成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贸易优势已明显削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并且，企业创新能力亟待增强，品牌产品占比偏低，同质化竞争较为普遍；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能力有待提升，外贸体制和营商环境需进一步改进。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总需求不振，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明显放缓，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孕育新突破，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据海关总署统计，1至4月，我国进出口总额12225.1亿美元，同比下降7.6%。其中，出口6901.6亿美元，增长1.6%；进口5323.5亿美元，下降17.3%。在全球贸易下降、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普遍负增长的大背景下，我国出口仍保持增长势头，进口降幅逐步收窄，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外贸发展既面临重要机遇期，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努力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我国培育外贸新优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有着庞大的贸易和投资需求，而且这些需求的结构也层次多样。看资源禀赋，“一带一路”的大陆桥辐射区域是全球最主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供应基地，区域内资源互补性强；看比较优势，沿途多个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禀赋优势，在农业、纺织、化工、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科技等诸多领域有广阔的经济技术合作天地。由近几年的国际贸易数据分析可知，内陆区域主要向东部区域输出货品为石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及机电类产品；而主要从东部区域输入货种为机电设备、机动车、塑料及橡胶、精密仪器、动植物油脂等。通过对东、西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消费水平的未来趋势分析，预计“一带一路”内陆国家未来对钢材、水泥、运输机械、工程机械、基建设备、机电类产品以及电子消费类、耐用品类的需求会有更大的增长空间，东部国家对资源加工类、农产品及特殊消费品类需求仍会持续增加。根据上述特点，我们应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着力调整优化贸易结构，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升我国外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快提升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借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肥田沃土”，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就中拉经贸关系而言，在中短期内，贸易和投资将是双边经贸合作的主要支点，尤其投资将成为经贸关系的新增长点。因此，如能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包容性特征，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应能开创中拉投资加贸易的“双引擎”驱动新格局。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银行业研究与诊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