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鑫

  随着人口红利衰退、产业升级困难、结构调整缓慢、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陷阱”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界的热门话题。很多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为此激烈争辩，双方都有不少真知灼见。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千差万别，如果用更微观的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可能会发现无法用简单的“能”或者“不能”来回答“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我国或许会出现独特的地域性“中等收入陷阱”，即有的地方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地方则跨越不过中等收入陷阱。

  引起笔者思考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是近一两年各地GDP增长率的巨大差异。从2013年起，我国经济总体增速出现下滑，但各地下滑速度大不同。以山西为代表的资源性大省和以辽宁、吉林、黑龙江为代表的老工业大省的GDP下行态势最明显。上海、北京、广东等地方的GDP增速排名也掉在后一半行列，但这些地方GDP总量和人均GDP基数较高，增速放缓属于意料之中。而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些省份原本基础就比较薄弱，除辽宁以外，人均GDP处于全国平均水平附近或以下，增长速度放缓意味着这些地方的人均GDP无法向全国平均数收敛。

  经济增长是波动性的，不能因为一段时间的低估预估长期的趋势。深入观察后，我们会发现，相比于其他地方，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较为令人担心。首先，这些地区产业结构更为落后。山西经济以煤炭为核心，出现了典型的“荷兰病”，即资源产业以外的产业无法发展，最终当资源耗尽或市场变化时社会陷入困境。东三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至今经济仍以国有企业为核心。今天，辽宁国有经济占比超过30%，吉林超过40%，黑龙江超过50%，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结果是，东三省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远不如其他地区。因此，无论是山西还是东三省，经济都无法自发地产生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动力。其次，以山西为代表的资源性地区和以东北为代表的老工业区都存在公共服务质量差，商业环境较差等问题。世界公认，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范例，而阿根廷、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则是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两组国家和地区的对比很鲜明，前者在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创造良好商业环境方面远好于后者。我国东三省由于长年的计划经济思维，商业环境相对滞后。曾有公司对数百家在东北开展业务或开展过业务的公司作过详尽调查分析，其中超过半数的公司要么已停止了在东北的业务，要么准备在五年内停止业务，原因主要集中在商业环境和人才人力资源上。创业和创新显然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

  如果把当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分成四个层次，京沪穗深等一线城市是第一层次，省会和其他二线城市是第二层次，其他城市和小城镇是第三层次，而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则是第四层次。当我们以整个中国谈论“中等收入陷阱”，或许忽略另一个可能的前景，即沿海省份和其他部分发达地区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其他地区则陷入其中，区域经济严重割裂。

  笔者由此觉得，与怎样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相比，我们也该考虑如何调整失衡的区域经济，保证各区域的协调发展。

  首先，加强人口流动性。由于自然禀赋、区位条件和历史原因，各地方经济不可能完全一致，必然有地方发达，有地方欠发达，但通过人员流动，各地的人均收入应该是趋于一致的。发达地区能吸引更多的人，欠发达地区则人口外流，最终在人均层面形成平衡。我国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人口从欠发达地区流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这是符合基本经济规律的。我国亟须推进户籍、上学、医疗、保险、养老等方面存在的不利于人口流动的体制和制度的改革，让在发达地区工作的流动人口也能在那里安家。

  其次，行政性帮助应让位于市场。由于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我国解决区域失衡的一贯思路是以行政手段给某些地区政策、投资上的优惠。虽然这些措施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经济增速，但很难从深层次上注入自主发展的活力。十年前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规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北经济颓势，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项政策并未从根本上给东北带来可持续的自发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模式。在国内建立统一的、资源可自由流动的市场，包括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在中央政策层面需要获得更高的优先级。

  最终，政府需要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现代经济更为复杂，对公共服务也更为依赖，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比优惠措施更能激发社会的创业热情，更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今天扶植的朝阳产业，明天可能就陷入困境，而良好的商业环境熏陶出来的创新氛围，则始终能培育出朝阳产业。

  （作者系资深宏观经济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