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米塞斯回忆录》

  ⊙毛志辉

  在20世纪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米塞斯（1881-1973）是极为特殊的一位经济学大师。他对时事政局、经济发展有着敏锐的洞察和精准的预言，但他的建议和呐喊却总是被轻易忽视；他在经济学、政治哲学等领域有着卓越建树，却从未得到一份专业领域的正式教职；他最早论证了中央计划经济是一种非可行的经济制度，原创性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理论，仅凭这两大理论建构，就足以睥睨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终其一生都得不到主流学界的接纳和认可。

  《米塞斯回忆录》写于他流亡到美国的1940年，定稿于1942年，存藏数十年，直到米塞斯去世五年后的1978年，才在他夫人玛吉特的努力下得以问世。在书中，米塞斯回忆了1888年一直到1940年的个人生涯，着重讲述了他任职维也纳商会期间、一战时期在政界和学界的活动。他以大量毫无顾忌、直言不讳的批判性评论，将笔锋直指那些他在学术生涯中接触过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可见出米塞斯何以跟他所处时代的学人格格不入，也可理解他何以不在有生之年将这部作品公之于世。

  这是一部有别于一般意义的回忆录。米塞斯极少涉及私人生活，只是通过阐述亲身经历、思想发展，来呈现奥地利思想界、经济学界真实发生的事。他少年得志，在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等人的影响下，迅速成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然而，因为在政治哲学和经济学方法上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坚持个人主义、倡言自由至上主义，使他被标榜“不受限制地追寻真理”的学界所不容。在漫长的三十年中，米塞斯只能为商会工作，商会成为他唯一可赖以谋生的社会舞台。

  作为诚实的、宁折不弯的学者，米塞斯在书中所表述的对一些学术人物的看法，让人印象深刻。比如，人们普遍认为，庞巴维克和维塞尔是第二代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却说，维塞尔是一位正直的学者，但不是原创性思想家，并且从总体上说他的危害可能超过了贡献；维塞尔从未真正掌握主观主义精髓，他的价值归属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他的关于价值计算的观点表明，他应归入洛桑学派。他还无情的批判桑巴特，认为他在马克思主义风行之时信仰马克思主义，希特勒掌权后又宣称元首受命于天；桑巴特不知道世上还有任何其他抱负，也从不追求真正重要的思想。同样的，戈特尔、奥本海默、迪尔、施皮特霍夫等“大牌学者”也没能在学术创造上得到米塞斯的认可：“与这些人相处久了，我就开始明白，德意志民族已经无可救药了……”

  雨果说过：“孤独使人明白，使人燃烧，并把人引向伟大的热忱，用千种灿烂，用万种奇妙，慢慢造就一个人的灵魂。”在乱世中，米塞斯怀着源源不绝的热忱，单枪匹马、遗世独立。他从未改变内心的坚守，从未放弃对真理与美好的追求。他预测经济危机的到来，为之呼号；他预测欧洲将会沦陷，为之神伤；他预测中央计划经济只能带来惨痛后果，为之奔走。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转型中，他目睹并亲历了战火对奥地利的摧残，切身体会学术界的日益沉沦和步入平庸。但他依然在政治与经济的动荡中，寻找着拯救奥地利的药方；在对知识界的失望和批评中，捍卫着自由市场的原则。他像个斗士，怀着悲苦而孤寂的灵魂，行走于那个充满敌意的世界。

  恰如米塞斯自己所说的，他是奥地利经济学的良心。从他对经济学的理解上即可见出。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关注的是理论，而不是个人纠纷；只有掌握了经济学最困难的工作，才能确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干预主义是否构成了一个适当的社会合作体系；人民必须做主，经济学家有责任向同胞公民宣扬这一主张……他总是通过经济学视角来观察奥地利、认知世界，因此，他所做出的推理、得出的结论，也都与他人不同。他坦诚地公开了自己对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且很多都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印证。遗憾的是，他的那些本该受到重视和采纳的建议，如今只能任凭后人评说了。

  米塞斯有着重构经济学大厦的宏伟规划。他清楚地看到了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都没能对经济学的整体做出令人满意的建构，他认为，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是理解人的行动，对社会实际的分析也应回到人的行动这个逻辑原点上。在他那些相关著述中，也自始至终都对人和人性给予高度关怀，致力于为经济学探寻一种终极的科学基础。他确信，“奥地利学派为人称道并将在日后为它赢得永久声誉的是经济行为学说。”

  透过他对自身思想发展历程的回忆，我们可清晰地看到，他是如何透彻认识中央计划经济永远无法正确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的运作，他在《社会主义》中所作的论述，如今已被20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所证实；他秉持自由主义立场，批判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批判社会合作中的干预主义，尤其批判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不当运用；他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分析扩展至货币分析，从而为哈耶克及哈耶克之后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论进路。

  米塞斯也有着强烈的入世之心，其研究和写作莫不指向“学以致用”。他的兼具政治目的和学术意义的著作《民族、国家与经济》和《社会主义》如此，其他学术论著如《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和《国民经济学：行为与交换的理论》等同样如此。他所努力追求的，是脱离平庸和超越前贤；所坚决捍卫的，是自由市场和经济学至高无上的价值。在这部短小精悍的回忆录中，米塞斯的学术信仰和独立人格，就像血液一样流贯全书。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的是他的内心深处涌动着顽强的力量，那不是一个学人的学问、才气，而是硬朗的人格底气。

  韦伯有言：“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在这部回忆录中，韦伯恰是米塞斯推崇的屈指可数的学者之一。如韦伯所言，米塞斯的治学态度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人格”，甚或可以说树立了学术人格的最高标准。他有着坚定的学术操守，以求真为目的，丝毫不在意外在的价值判断。他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着激烈的价值观的冲突和对抗，使得他被社会疏离。而选择这样一条“边缘”与“流浪”的治学之路，也注定了他的寂寞与孤苦。

  二战爆发前夕，随着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学派也不复存在。米塞斯辗转来到美国。他人生剩余的三分之一时光，这部回忆录中不可能记载。然而，即使他移民美国以后，也没有任何一所知名大学为他提供过任何职位，无疑，这还是因为他毫不妥协地捍卫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晚年在纽约大学主持的赫赫有名的研讨会之所以能开展，也是因为有私人资助，而学校分文未付。诚如米塞斯的得意门生、经济学大师罗斯巴德所认为，米塞斯没有得到一个支薪的、全日制大学教职，“是美国学术界的一个可耻且不可饶恕的污点。”——事实上，这也是西方学术界永难抹去的污点。

  20世纪70年代后，奥地利学派在美国得以复兴，米塞斯没能亲眼见证。由于奥地利学派第四代经济学家哈耶克于1974年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学界才重新注意到这个一直处于主流经济学之外的奥地利学派。而前承门格尔、后启哈耶克的米塞斯，无疑是把奥地利学派带入20世纪并引领该学派走向复兴的中流砥柱。

  纵观米塞斯的一生，他的某些理论观点，或有可商榷之处；他对学界的某些批评，抑或有偏激之嫌。然而，当我们透过这部尘封多年的回忆录回望米塞斯，给我们最多感动的，是他的勇敢与坚韧。对经济学乃至学术研究本身而言，米塞斯身上所体现的，是一种沉重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使命承载。或许，他留给我们的最重要遗产，不是学术成就，不是那些著作，而是为学术、为真知而坚持的操守，傲然独立的学人风骨。他在学术上取得的诸多卓越建树与生活中不断经历的人生磨难，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片群峰并立、浩瀚无际的精神高原。